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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拍的那一瞬間

日期:2019-05-29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口述|崔益軍 整理|鄭正恕


  崔益軍:(1952年--),江蘇東臺人。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專業。1972年參軍入伍,曾任團、師、軍宣傳、新聞干事。1986年轉業,先后任《解放日報》攝影記者、《申江服務導報》攝影部主任。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上海市攝影家協會主席團委員。2000年,榮獲“上海市范長江新聞獎”,2001年被中國文聯評為全國百名“德藝雙馨”文藝家之一。有近百幅攝影作品在國內外各種攝影展覽、比賽中獲獎,其中作品《憧憬》《希望之聲》《握手言和》分獲第十六屆、第十九屆全國影展、上海市第五屆國際影展、1999年上海市攝影藝術展金、銀、銅獎。《瞬間》獲1990年全國攝影比賽一等獎。《大涼山里的孩子》獲1999年全國新聞攝影展年賽銀獎。《鄧小平與江澤民在一起》被美聯社評為20世紀百幅新聞照片之一。《城市變遷》系列照片30幅,被上海市檔案館收藏。

  1992年至今,出版攝影畫冊《名家明星留真》《院士寫真》《大涼山的孩子》《百名校長風采》《震殤5.12》《崔益軍人物新聞攝影談》《上海人家》《教育人生》《城市與人》等。1996年至今,舉辦了《院士風采》、《大涼山的孩子》《走近西部》《震殤5.12》《孩子,我們是一家人》《底色上海》等攝影展。


1988年,我抓拍小平同志在上海過年



  1986年,我從部隊轉業調進上海解放日報社攝影部工作。那時,就是想當一名合格的攝影記者。

  1988年2月16日,即那年農歷除夕上午,我在上海展覽中心友誼會堂二樓電梯出口附近,為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我所尊敬的小平同志拍攝了一幅照片。這是一幅抓拍的照片,后取名《步調一致》發表在解放日報上。這是我攝影生涯中最值得珍貴的作品。

  記得那天是1988年2月9日。當時,攝影部主任對我說:“小崔,快到三樓會議室去開個會,報社領導有重要任務交給你。”我推開會議室的門,驚呆了!時任報社領導——七位正副總編輯齊刷刷地端坐在會議桌旁,又很一致地看著我,而我則一下子緊張得有點不知所措了。

  報社領導告訴我,近日有重要中央領導同志要來上海出席有關活動,報社派你去拍照,而且一定要確保完成任務。同時還告知,為落實這次采訪報道任務,市委宣傳部、市委辦公廳等都要分別召開會議,布置任務,你都要代表報社出席會議,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果然,我又去參加了兩次會議。這樣,連報社領導會議在內,為了這次拍攝,我一共參加了三次會議,這在我的新聞拍攝生涯中是絕無僅有的!在市里的兩次會議上,新華社、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中央電視臺等中央媒體駐滬機構及上海各主流媒體,都派代表出席了會議。那時,新聞界還是很活躍的,大家都在猜到底是哪位中央領導同志要來上海過年。不過,猜也八九不離十了。大家都渴望是小平同志能來上海過年,這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

  從那天起,我就開始為拍攝工作做準備。我一直在想兩件事,一是我該怎樣裝備自己,二是我該如何去拍。當時,報社只發黑白膠卷,這個老規矩幾十年都沒有改變過。但是,我決定自己掏錢去買一卷柯達彩色膠卷,我要背兩架相機進去,多一些裝備總不會錯。裝備問題解決了,接下來要思考的就是該如何去拍。我一頭扎進了上海圖書館,翻閱了大量的報紙與畫冊,主要就是看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等刊發的我國領導人出席各種會議和各類活動的照片。我發現,這類照片因受題材和場地限制,大多數領導同志的照片都是他本人在鼓掌或與其他來賓握手等。我能否有點突破,我暗暗鼓勵自己,我一定要設法做到。

  1988年2月16日,我背著兩架相機,搭乘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陳念云的轎車,和他一起來到了上海展覽中心友誼會堂。這個會堂位于上海展覽中心北側的南京西路上,會堂對面就是現在的波特曼大酒店。展覽中心是原蘇聯設計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作品,應當說即使是用現在的眼光看,仍是屬于那種金碧輝煌的大手筆。所謂二樓會議廳,實際上就是一座劇場。我走進會場立刻掃描了全場:座位分列兩側,中間鋪有一條大紅地毯,一直連到舞臺中央。整個劇場,就像英文大寫的“T”字。“一橫”是舞臺,“一豎”為紅地毯。在靠近舞臺前幾排座位上,標有攝影記者的專用座位,我立刻搶占了一個較為靠前的位置,等待著中央領導同志的來臨。

  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堂里開始變得熱鬧起來。上海市各級領導、各界人士、中央駐滬各級機構代表,還有外國領事館館員等都紛紛來到會場。新華社駐上海分社首席攝影記者來了,人民日報社攝影記者來了,上海主流媒體的攝像師、攝影家們都來了。這些攝影高手名家擠在一塊,我這個進報社才一年多的“新兵蛋子”快要給他們“淹沒”了。我再次察看了我所占有的機位,確定了我所能拍到的視角范圍,心里明白了——即使我拍好了,拍到位了,最多也就和大家一樣,其最終結果就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領導鼓掌或揮手致意的片子。那一刻,一種強烈的沖動感幾乎掀翻了當時的我自己。我作了一個近乎可怕的決定:離開攝影席位,尋找新的機會,一定要拍出和別的攝影記者不一樣的片子。

  人生能有幾回“搏”?我背起了兩架相機,“突圍”走出了攝影記者席。我走到了紅地毯上,在眾目睽睽下,踩著紅地毯慢慢地朝前走去。也許是部隊的鍛煉,也許是軍人的形象,造就了我那一刻的氣質。我覺得自己很自然、很放松、很鎮定。我微笑地走著,還不時向一些陌生臉龐點點頭。憑著軍人的感覺,我知道一些保安人員開始在注意到我了,但我越自然,他們就越吃不準我是誰,我要干什么。好在我脖子上套有“新聞采訪證”,當我走完紅地毯,走出劇場,走到二樓大廳時,我一眼就看到了電梯門。我暗自慶幸,我找到了最新最好的機位。我打開了相機,屏住了呼吸,我想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那一刻,我是怎么熬過來的,現在都無法回想起來了。只記得,那時的“我”好像已經沒有了。有的只是緊張的等待,興奮的企盼,還有就是一直回響在自己耳旁的那句話:穩住,穩住,一定要穩住……

  果然,電梯指示燈開始閃亮起來,一層、二層……電梯停了,電梯門打開了,小平同志穩健地從電梯里含笑走出,跟隨在他身后的是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江澤民同志。他很快調整好了自己的步子,跟上了小平同志的節奏,步調一致地走過來了。我低下身去,用最快的速度調整好焦距,立刻按下了快門:一張、兩張、三張……我邊退邊按,一連拍了六七張彩色膠卷。這時,我發現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劇場,重新站到了紅地毯上。因為,劇場里爆發出熱烈響亮而又持久的掌聲。小平同志來到了上海人民中間,上海農歷除夕開始過大年了,上海沸騰了,上海的春天來臨了!

  當然,我也回到了攝影專席位置上。我舉起了裝有黑白膠卷的相機,和我的同行們一起激動而努力地拍攝著:拍小平同志的滿臉笑容,拍他向大家頻頻揮手致意,拍他走上舞臺和大家一起握手合影。當小平同志與大家聯歡會見面結束后,我又被總編輯陳念云拉上了轎車。在趕回報社的路上,他連聲說:小崔,你好大膽,我都替你捏把汗啊!而我突然發現自己棉襖背心里的襯衫全都濕了。

  從1988年起,小平同志一連八個年頭,每年都來上海過春節,而我有幸能在小平同志來上海過第一個春節時,為他老人家拍下那張與眾不同的照片——《步調一致》,這是我攝影生涯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張作品。

  那天,我大步流星地奔回報社攝影部暗房。不知怎的,心又開始咚咚地猛烈跳起。我要把彩色與黑白的膠卷都沖洗出來,那短短的幾十分鐘時間似乎變得那么漫長。在燈光下察看膠卷,手都是顫抖的。還好,每一張膠片都是清晰的,這至少說明我的聚焦與曝光都沒有問題。但心還懸在了半空。這是小平同志來上海與大家一起過大年的照片啊,片子放大后,小平同志的笑容被拍得如何,這才是成敗的關鍵。我用鑷子夾住照片,不停地在洗印藥水中輕輕地晃動著。慢慢地、慢慢地露出了他的身軀,露出了他的臉龐,露出了他炯炯有神的目光,平易近人的笑容和掛嘴角上的那一絲堅毅與剛強。

  當照片在定印藥水中安靜地定格下來時,我懸到嗓子口的心終于放下了。同時,暗房里的電話鈴響了。夜班編輯部主任悠悠地問道:照片好了嗎?還加了一句:新華社的文字稿和照片都已經到了。我太懂這句話的意思了,就是說我拿出的照片,如果沒有入夜班編輯們的法眼,那么,新華社的照片已經等在那里了。我精選了五六張照片,并把我在電梯口拍到的那張彩色照片放到了最上面,又沖鋒似的從攝影部奔到夜班編輯部,果然,滿屋的名編都在等著看我拍到的照片。

  解放日報時任夜班編輯部主任賈安坤對我笑笑說:小崔,照片放在桌上吧!我放了上去,顫巍巍地問:可以嗎?他瞧了一眼,說:你先回吧。我感到背脊上一陣冰冷,默默推開夜班編輯部的門,默默回到攝影部辦公室,一下子癱坐在椅子上。我知道解放日報社的規矩,記者無權干涉夜班編輯部的用稿權。正值大年夜,應該是回家去吃年夜飯的時間了。我推開窗戶,發現除夕夜晚的天空中竟飄起了雪花。我決定不回家了,我要在報社等待明天農歷新年的到來,我要在第一時間看到自己的照片發在解放日報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上。那年的春晚毛阿敏第一次亮相,唱起了《思念》。我也在“思念”我的作品明天能否見報。半夜兩點,我走進了印報車間,說是還在裝版。凌晨四點再去,說剛裝上版子,馬上就要開印了。清晨六點,我第三次走進印報車間,一眼就看到了還散發著油墨香味的報紙。啊,登出來啦!我拍的小平同志在上海過年的照片,在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上刊發出來了!當年,解放日報發行量接近100萬份,這一張張印有小平照片的報紙頃刻之間就會走進千家萬戶,上海人民在看到報紙的那一刻都會明白:小平同志來了,上海真鬧猛!

  1988年的農歷初一,霽雪已停,天空放晴。我迎著暖洋洋的冬日,回家過年啰!

  這張照片,被許多報紙與媒體轉載過,我也因為這張照片的成功獲得了殊譽。其實,現在看來,那是機會難得,碰巧給我遇上了。1989年9月,《民主與法制》雜志封面用了這幅彩色作品。報社領導還接到來電,要求放5幅20英寸的彩照,裝框送至北京。此幅照片被美聯社評為20世紀百幅新聞照片之一,也是中國唯一入選的作品。我把這些都看成是對我的鞭策,攝影記者沒有停步的時刻,一旦他(她)不按動快門了,其攝影生涯也往往走到頭了。


和藝術家們做朋友才能拍出與眾不同的照片


  《步調一致》的成功,為我今后的攝影打開了一條創新之路。攝影成功往往是一瞬間的,但這“一瞬間”背后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努力。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傳統紙媒對記者的工作安排是分條線的。我拍了《步調一致》后,報社領導就安排我跑文藝這條線,那可是許多攝影記者夢寐以求的美差。因為,上海的文化活動多,文藝演出多,文化與文藝界的著名人士就更多。因此,拿到這個條線,就攝影記者而言就會出片子多、見報率高、產生影響也大,我當然樂意接受這個任務。

  在不到一年時間內,我幾乎拍遍了滬上文化、文藝各界的名流。如作家巴金、王安憶、程乃珊;劇作家于伶、柯靈、張駿祥。大導演有黃佐臨、湯曉丹、謝晉、吳貽弓;電影演員就更多啦,有白楊、秦怡、黃宗英、孫道臨、劉瓊、牛犇、于飛、舒適、程之、陳述、仲星火、向梅、潘虹等。還有話劇演員焦晃,配音演員喬奇、喬榛、張歡等。音樂界有賀綠汀、周小燕、朱逢博、廖昌永,作曲界有朱踐耳、葉小綱,指揮家陳燮陽、曹鵬等。戲曲界與美術界也是一大疊:京昆名家于振飛、尚長榮、李炳淑,越劇界有一代宗師袁雪芬、尹桂芳,滬劇界則有邵濱孫、馬莉莉、茅善玉。還有滑稽大師周柏春、著名演員楊華生、王雙慶、童雙春、嚴順開、王汝剛等。唱評彈的有余紅仙,說書先生吳君玉。至于美術界,我拍到了劉海粟、朱屺瞻、唐云、程十發、謝稚柳、陳逸飛、張樂平等等。我用自己不斷的努力,拍攝到了改革開放后上海文化、文藝界的眾多“腕兒”,其中大量照片頻頻亮相于解放日報等各種主流媒體,量大面廣,影響甚廣。

  拍人物,特別是拍文藝界的名媛名人,選擇舞臺拍攝的很多。我也多次嘗試過,但總感到自己拍出的片子與其他攝影家相比,大同小異似曾相識而矣。我是攝影記者,更是新聞工作者,對自己的要求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舞臺人物攝影上。布列松說過:人都有各自決定性的一瞬間。我要的就是最能打動我并通過我的拍攝能打動廣大讀者的那一瞬間。于是,我離開了舞臺,試著和他們交朋友,走近他們,走進他們的生活,去發現、挖掘、抓住那“決定性的一瞬間”。臂如,我和秦怡老師交上了朋友,她請我上她家去玩。當我看到她是那樣慈愛那么專心致志地為她患有智障的兒子洗頭時,我拍下了這個鏡頭。按下快門的一瞬間,我感到自己的眼眶都有點濕潤了,“決定性的瞬間”應該是這樣礪練出來的。記得秦怡老師有一回挺認真地對我說:我的照片太多了,只有那張替兒子洗頭的我喜歡,你拍的!

  我拍上海文化與文藝界人士的那段經歷,對我的攝影創新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那一段的經歷與鍛煉,我才敢向報社領導提出:我要拍中科院108位在上海工作的院士。


拍了中科院108位在上海工作的院士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巡視南方,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談話,中國震驚了,世界注目了。中國走進了改革開放最美好的年代,中國開始講述著“春天的故事”。小平同志在談話中反復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唯科技強盛,中國才會強大,人民才會富裕!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必然。在某次采訪中,意外聽到中國科學院在滬有100多位院士,他們在上海工作,他們都是國家重點科技項目的領軍人物,或者說他們在某些科技領域中或者在某個攻關項目上都是獨樹一幟的翹楚!我當時心里怦然一動,能不能拍攝他們——中國科技界的泰斗們!那天,我有意無意地問一些頗有學識的人,聽說上海有100多位中國科學院的院士?答復:沒有。我再問:什么叫院士?回答:哦,這個還真的不知道!只知道有護士。

  那晚,我敲響了報社領導辦公室的門。當我向他表明,我準備去拍上海100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而不愿再跑文藝這條線時,他從一大堆稿件中抬起頭來摘下了老花眼鏡,瞇著眼睛對我說:你可要想好啰,文藝這條線是別人搶也搶不到的!我說我想好了,我愿意改跑科技這條線,我要去拍那些科技界精英們。老領導很激動地站了起來,說:我支持你。科技興邦,科技富民啊!從那天起,我就從純文藝舞臺拍攝中退了出來,我要去找中科院在滬工作的院士們,他們成了我今后一階段必需去全力以赴拍攝的主人。

  拍攝院士們,一開始,這件事還真有點難。他們太忙,忙出差、忙開會、忙講課、忙帶研究生和博士生,當然,還忙著立課題、報項目、申請科研費用等等。因此,我聽到最多的托辭就是某院士又出差了,或者還在開會。更有某科研所辦公室同志直言相告,老專家對采訪、拍照之類沒一點興趣,他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專題科研攻關上。難度在哪里?難點如何破解?這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他們個個都像陳景潤。

  當然,我也不能退縮,有時干脆直奔科研所而去。汪猷,我國著名的有機化學家。他是當年“全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兩大生物學頂尖科研項目的掌控人。當我探聽到他就在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工作時,就直接奔了過去。辦公室小秘書經不住我的死纏硬磨,膽戰心驚地把我領進了他的辦公室。天哪,這不就是一個小而亂的書房嗎?他的桌上、椅上、身背后的櫥里堆滿了書,走道、窗臺、門背后又是一大堆一大堆書本與資料。他壓根沒怎么抬眼看我,輕輕地說:“來啦,辛苦啊,你拍吧!”說話時,他把頭深深地埋進書里,眼睛瞇成了一條縫,而從縫隙中折射出的目光,卻在大堆資料中來回掃描著,頑強而執著。我拿出了相機,靜靜地等候著,希望他能在抬頭向外望一眼的時候,按下我的快門。一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而他的眼光一直緊緊地行走在字里行間。多么嚴謹的學者,多么頑強攀登高峰的科學家啊。我還要等下去嗎?我還有機會嗎?我慢慢沿著書桌,悄悄地走到了汪猷院長書桌的一側,終于拍下了他全神貫注細讀資料的那一瞬間。就汪老而言,這是再也平常不過的狀態了。但對我言,卻記錄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上海籍科學家在世界生物學前沿領域中的頑強拼搏的狀態。當我把照片交到報社領導手中時,時任夜班副總編輯的吳谷平連聲拍案叫絕。他說,開個“院士風采”專欄吧,爭取都上一版版面。科學家——國之瑰寶啊!

  在上海籍院士辦公室、書房或實驗室里,我拍到的中科院院士還有核物理學家朱鶴紱、船舶工程專家楊槱、海洋地質學家汪品先、植物生理學家沈允鋼、通訊工程學家張熙、光學專家莊松林,等等。他們大抵都在埋頭讀書,或者守在實驗室儀器旁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自己的顯微鏡或者光學儀。也有例外的,我走進有機化學家陳慶云的辦公室時,他已累得靠在椅背上睡著了。而神經生物學家楊雄里則對著我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慢慢地說:你來了,我可以放松一下了。隨著這些“工作照”不斷地在解放日報上的刊登,滬上各大科研機構、高等學府也越來越重視“院士風采”這個欄目,我的拍攝也漸入佳境了。

  這時候,我感到我要改變我的拍片方式了。科學家不僅僅是只鉆在書堆里的書生,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走進他們的生活、走進他們極為豐富的內心世界,一定能拍出更生動更真實的片子來,這才是我崔益軍所要追求的。

  一天上午,我來到了我國著名天文學家葉叔華的辦公室。這時,正好同行的媒體攝影記者也在采訪她。記者請她端坐在書桌前,請她提起筆,翻著書,微笑地看著鏡頭……我在一旁看著,總覺得葉教授感到別扭,我也更感到別扭。我不喜歡布置別人讓自己擺拍,特別是我所敬重的中科院院士們。所以,輪到我拍時,我第一次大膽地對葉叔華專家說:葉教授,我能上您家里去玩玩嗎?還真沒想到,葉教授竟爽爽快快地一口答應了。她說:我這樣坐著也挺別扭的,到家里輕松點,隨便你拍。

  中午時分,葉教授可以回家小歇一會兒,她特意叫了一輛出租車,把我也一起拉回家。走進葉叔華的家,她先生也在,也是一位學術有成的教授,正忙著煮飯吶。葉教授就住在普通的石庫門房間里,沒有獨立的書房,客廳一隅放有一張書桌、一個書架。她愛人看到有客人來了,忙著去找椅子。葉叔華坐的藤椅已經很破舊了,扶手柄上還綁著繩子。老先生找到了一把轉椅,想把上面的灰塵彈彈干凈,一不小心又把轉椅上的坐墊給弄翻了。當他們夫婦倆尷尬地笑著連聲對我說抱歉時,我已經把這最動人的一瞬間拍下來了。中國的院士們是最兢業的,在學術上都有著驚世的豐碩成果,他們住在上海這座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中,生活卻是相當清貧的。今天,我拍到了,拍到了這張真實記錄葉叔華家境的照片。同時,還聽到了葉教授的一聲嘆息,她說:家里壞了的東西實在沒時間修。

  和葉叔華一樣,上海籍院士們都有相似的處境與感慨,但他們卻樂于奉獻,甘于清貧。我拍到了干福熹院士在老式工房樓梯上的緩步攀登,我拍到了瑞金醫院終身教授、內科血液學專家王振義騎著“老坦克”自行車下班,我拍到了生物化學家王應睞步履匆匆地擠上公交車上班,許多讀者都被院士們平凡生活的細節所深深打動。直到我拍攝到的周勤之院士從自己三層閣樓里彎腰爬下來的照片見報時,連這位我國機械制造工藝設備專家所在單位的領導們都坐不住了。他們當天趕到報社,一再說明單位正在建造工房,一旦有了房源,第一批肯定分給周院士。

  我在拍攝院士的過程中,也盡情享受著攝影給我帶來的快樂。我和葉可明院士一起爬上高高的腳手架,拍攝他研究土木工程力學結構時的那份莊重,我和孫敬良院士一起鉆進火箭推進器內部,拍攝他檢查內部結構時的一絲不茍。當然,他們一旦回到家里,就是一位普通的市民:物理化學家鄧景發系上圍兜,能做出一桌好菜;而船舶設計專家許學彥在家,其一大樂趣就是追著孫子為他拍點照片。

  當然,也有拒絕采訪的院士,陸熙炎院士就是。他倒不一定對媒體抱有什么成見,主要是沒時間,嫌拍照浪費時間。后來,我從他同事嘴里得知,陸院士就是喜歡每天早晨在公園里打打太極拳,其它就別無愛好了。我想,行,我就拍你打太極拳。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到了公園。我躲在樹叢中,經人指點,找到了正在認真打拳的陸熙炎。當我托人把照片送到陸院士面前時,聽說他大大表揚了我一番,說:這個記者好,像我們搞科研的人一樣,既執著,又有辦法。唯如此,攻關才能成功。后來,我調離了解放日報社,到《申江服務導報》去當攝影部主任了,我拍中國科學院上海籍108位院士的采訪任務也告一段落。

  總結拍108位中科院院士的心路歷程,就是要心懷敬仰地去拍,要一絲不茍地去捕捉。因為我拍攝的對象,都是國家的棟梁,我就知道了我肩上的分量。就拍攝技巧而言,我決不安于一般的工作擺拍,我要讓他們處于自然狀態中,而所有的背景交代,又要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一句話,要有所追求,有所創新!

  我一直在攝影創新之路上探索奔跑著。先后17次來到大涼山地區,為拍攝大涼山的孩子們、為催生希望小學的誕生,拍攝了大量照片,先后出版了《大涼山的孩子們》等數本攝影畫冊,在國內外攝影界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我還把目光集中在上海城市改建上,所拍攝的《上海人事》為留住石庫門文化,盡了一點綿薄之力。借用一句網絡流行語:崔益軍不是在攝影,就是在去攝影的路上。

  攝影有起點,卻遙無終點。我愿在創新探索的路上,去捕捉更多“決定性的一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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