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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制”到“法治” 

日期:2019-06-26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從1999年開始,先后頒布了10個刑法修正案,通過不斷的修改,使得刑法體系日趨完善,大大推動了我國刑事法治建設的進程。
作者|陳 冰

  對于當代中國來說,1978年是一個值得銘記的特別年份。這一年12月,具有轉折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它宣告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第5條莊嚴宣告:“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這一任務的提出和確立,表明黨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重大改變,這就是以法治取代人治。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未采用“法治”一詞,而是采用“法制”一詞,到了十多年以后才正式出現“法治”一詞,并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

  三中全會把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放在與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表明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自覺意識的轉變。由此,法治建設成為主旋律。1979年7月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刑法立法的發軔之年


  刑法是最古老的法律之一,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刑法都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權利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法律。然而,從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直到1979年頒布《刑法》,這30年間,我國刑法始終處于空白狀態。

  沒有刑法,并不意味著國家沒有任何規范性的治理,處于混亂的狀態之中。實際上,在1979年刑法頒布以前,我國一直靠各種政策來治理國家,我國學者武樹臣稱之為政策法。由于政策是黨的領導機關所創制的,又是靠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來施行的,因此,在實踐中形成了“人”的作用高于“法”的普遍見解。

  在刑事領域也是如此。當時我國沒有制定刑法,但頒布了若干單行刑法,例如《懲治反革命條例》(1951年)、《妨礙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1951年)和《懲治貪污條例》(1952年)。這些單行刑法只是就某個特定領域的犯罪進行規制,具有專門法的性質。反而是那些普通刑事犯罪,例如殺人、放火、強奸、搶劫等,缺乏應有的刑法規范。現在我們已經很難想象在沒有刑法的情況下,司法機關是如何認定犯罪的。

  北大法學教授陳興良在《回顧與展望:中國刑法立法四十年》一文中指出,“在沒有刑法的情況下認定犯罪依據的實際狀態,即以政策作為認定犯罪的根據”。當然,在認定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的還有逐漸累積的司法實踐經驗。

  此外,在刑法沒有頒布的情況下,刑罰種類也是缺乏規范根據的,因而出現了各種混亂狀態。我國學者在論及這段歷史時指出:“由于當時還沒有統一的刑法典來規定刑罰體系,各地人民法院使用的刑罰名稱很不一致,有的是同種異名,有的是同名異種。據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據5500余個刑事判決的統計,使用的刑罰名稱有132個之多。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對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種進行了研究總結,把各地使用過的刑種加以整理,初步歸納為10種刑罰方法,它對我國現行刑法實施以前統一各地人民法院的刑罰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1950年到1963年,刑法已經起草了33稿。之后,刑法起草工作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無法無天”造成的混亂狀態,以及廣大干部群眾遭受的切骨之痛,讓我黨的社會治理思路發生了重大轉變,1978年立法工作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一年也被稱為我國刑法立法的發軔之年。


從“急就章”到 “十年磨一劍”


  從1979年3月啟動刑法立法,到1979年7月1日正式通過,前后只有4個月的時間。雖然在此期間對33稿進行了修改,形成了34、35、36稿,最后提交大會通過的刑法是37稿,幾乎是每月一稿。在這個意義上,將1979年《刑法》稱為急就章,并不過分。

  1979年《刑法》從1980年1月1日生效到1997年10月1日被1997年《刑法》所取代,前后存續了17年零9個月。與那些存續了百年甚至數百年的刑法典相比,1979年《刑法》可謂短命。當然,這也不完全是1979年《刑法》本身的問題,而是社會劇烈變動所造成的后果。根據有關資料,早在1982年,立法機關就決定要修改刑法,1988年提出了初步修改方案。如果以1988年作為刑法修改正式啟動的時間,那么到1997年《刑法》修改完成,正好是十年。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國刑法的修改可謂十年磨一劍。相對于1979年《刑法》,修訂后的刑法更為完整和完善,并為我國刑法在將來數十年的發展預留了空間。

  在此次刑法的修改過程中,涉及了對一些重大刑法問題的修訂。如罪刑法定原則,死刑問題以及口袋罪問題。《新民周刊》記者曾經在2010年報道過《中國最后一個“流氓”的荒誕人生》,雖然流氓罪作為口袋罪在1997年刑法中就被永久刪除了,但是頂著這項不存在的罪名,因為1983年嚴打被收監的“流氓”牛玉強,成為了全中國最后一個走出監獄大門的“流氓”。

  無論如何,我們經歷了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巨大轉變,并且從1999年開始,先后頒布了10個刑法修正案,通過不斷的修改,使得刑法體系日趨完善,大大推動了我國刑事法治建設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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