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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正全軼事(上)

日期:2019-07-24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撰稿|趙 瑜


  我有些害怕孫正全打電話給我。他是個商人,卻天天不做生意,跑到一些大橋下面找流浪的人,問人家的故事。問完了,還拍照片,做檔案,編號在自己的某個分類清晰的本子上。

  然后呢,又查找尋人啟事。看看有沒有人的年紀與他看到的流浪者年齡相似。

  一旦發現年齡差不多的,他就開始興奮起來。

  找我,讓我編一個故事。給那個流浪者,編一個合乎他口音或者身份的故事。

  “你的工作不就是編故事嗎?”正全這樣說的時候,會有些詞窮的羞澀。門口就停著他的價值百萬的豪車,可是他一本正經地做著這些扶貧支教志愿者喜歡做的事情,讓我由衷地懷疑他是一個從小被人拐賣的人。

  他不是,他父母雙全,家庭龐大,也從未走失過親人。

  “哪怕是一只小狗也沒有丟過。”他有時候為了將我疑問里那些道德低下的笑聲打消,會這樣說一句。

  “噢!”我通常會在這個時候嚴肅起來,隨手接過他遞來的手機,照片已經打開了,這次是一個面相有些憨傻的中年人,耳朵有些聾,如果借了助聽器能聽到人說話,但是反應很慢,是后天變聾的,大概。拍照的時候,大概正全問他什么了,一直在回答問題,笑著。

  “這應該是一個南方人。”我并不能確定,因為流浪的生活狀態會將一個人的根切斷,沒有了根,人就是模糊的。流浪雖然不是一種病癥,但所有的流浪者都會被時間擠壓成一個沒有明確生活目標的人。這些話,我也和正全說過的,他卻顯然沒有尋根的興致。早些年,我們相識的時候,他正哀傷,跑到我們電視臺放煙花,還在報紙上刊登他寫給我們天氣預報主持人小葉的詩。酸澀不已。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當時的詩里就有這樣的句子:葉子,不論你飛向哪里,我都做你的根。

  “可他的年齡,與我們前不久看到的那個‘尋認弟弟啟事’中所說的相近啊。”正全從來都是僥幸的。

  “又來了,年齡相近?”我盯著他的耳朵看,心想,他可真是一個好了傷疤忘了疼的主。

  自然,我們討論過無數次,一個個體,在這個社會中,對于某個個案的施助是好的,我贊美正全的時候,沒有說“好”,而是說“有光芒的”,是說,這種好,有示范的作用,照亮別人的同時,也照亮了自己。但是我并沒有一味地夸他的好,而是話鋒一轉,告訴他,如果想代替體制,長期對某種類型的個案進行幫助,除了錢財和時間成本之外,一定還要有一個完全能夠自行運營的團隊和策略。可是,話說到這里,真要這樣做的話,就有了代替政府的嫌疑。即使你是做好事,那么政府也會設法干預的。

  正全常常被我的這些話打擊,一邊詛咒我用政府壓他,一邊又說我這是典型的言論構陷行為。

  每每這個時候,我們雙方都會陷入不冷靜。他如果繼續不依不饒地將我往奴才的身份里逼的話,那么,我便會大喝一聲:摸摸你的耳朵吧。

  爭執基本上在這個時候會立即停下。這已經成為我們的規律了。

  這個時候,正全呢,會將我書架上的一本書抽出來,說,這本書是我去年送你的,我要拿走,不送你了。

  我也會啞然失笑,看著他漲紅的臉,示意他坐下來,把他面前的水倒掉,又接一杯,給他。然后耐心地和他說起我的話里沒有表達盡的意思。

  我承認在電視臺呆得久了,所說的話會不由自主地多一些偉大光明正確的腔調,這也是我常常自嘲和警醒的,但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要和正全探討的不是一個單純地救助流浪者這樣一個個案,而是想要表達,做任何事情,邏輯都不能單純地從自己認為對的地方出發,還要照顧公共秩序,比如那些票販子,就是那些黃牛黨,我甚至相信,他們是真誠地想幫助一些買不到票的人,他收取的中間利潤并不高,他們也在那里排隊,甚至還要打點車站售票窗口里的工作人員。這些成本加上他的時間付出。我們甚至覺得他應該得到這些報酬。為什么有專門的機票的代售公司,而火車票倒賣就成了黃牛黨呢?但是,他因為破壞了現行火車票售票的規則,所以,他就成了非法的。

  當然,就黃牛黨這類事情,我和正全也不止一次地爭執過。好玩的是,我們的態度并不是固定不變的,都只是用這樣的例子來證明自己對某一件事情的判斷。比如這次,我舉黃牛黨的例子,是為了批評正全。我對他說,哪怕是你的出發點是好,做好事,救助一個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人,那么,你的行為必然會被媒體捕捉到,而道德偏向于你的同時,媒體自然將不作為的評價給了政府。政府暫時不會對你做什么的,甚至還會高調地表揚你,以弘揚某種精神,可是一旦你以后在做事的時候陷入某種被動,那么,他們或者會對你采取你根本意想不到的措施。

  這樣的話都能說出來,這已經不是對一種威權的妥協了,甚至是一種渲染和夸大。所以,當正全聽到我說這樣的話,很鄙視地看了我一眼,轉身而去。

  他對我的鄙視,主要表現在對我的失望,他常常覺得我是一個與眾不同的電視人,他和我一起喝茶,爬山,他認為,像我這樣一個對物質并不上心的媒體人已經不多了。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一些關于人生價值取向的重大問題上,我變得這么陌生,在他的評價體系里,我不僅僅是犬儒,而且有些助惡。

  這些微博式的網絡詞語,我并不陌生,但是,這些詞語并沒有精準地釘在內心的某處,所以,當我聽到如此憤怒的用詞,并沒有介意。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在一個叫單縣的地方打電話給我,要我救他。他帶著一個流浪的人去尋親,結果,被對方誤解,把他們當作騙子捆綁了起來。還說要打死他們。直到他報了警,當地警方并沒有采信他的證詞。

  我接到電話以后,只好帶著采訪車和一個同事,連夜開到單縣。

  我們證明正全是一個道德模范。我有關于正全的大量的專題節目,給人家警察播放了以后,才到了當地的看守所去領人。因為已經被關在了看守所二十四個小時。正全的衣服被全部扒光了。耳朵被一個有狂想癥的犯人咬掉了一小塊,我們見到他的時候,他全身是血。我們都以為他不行了,打了120急救電話。

  就是這樣,他耳朵上留了一個疤痕。

  每一次,我們爭吵,我突然喊一句:摸摸你的耳朵。他就會投降,也是因為他那次自作主張地助人。



  需要一個好的故事。在火車上,我對正全說。

  是二OO九年的初夏,五一節前,我們兩個,帶著一個從山西河南交界的黑磚窯口救出來的孩子,去河北的邯鄲尋親。救出的黑窯工有十七個,唯獨這個孩子有智障,除了有些河北口音,問他什么都不知道。名字、住址、年齡,連父母親的樣子,他也不知道。他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完全是沒有證據的。

  那些天,正全看了我們的電視節目,激動地打電話給我。說,你們那兒的記者太讓人感動了。

  我當時正在開會,問他有什么事情嗎。他卻反復地說:你們那兒的記者太讓人感動了。我看著節目都哭了,你知道嗎,兄弟,我哭了。

  我信。他的確是一個少見的對世界有善意的人。他擅長感動,而且擅長因為感動而做一些讓人不解的事情。比如,當我對他說,我正在開會,一會兒聊時,他突然來了一句,我要贊助你們部門那個叫黃亮的調查記者一輛越野車。他的腿不是受傷了嗎?我以后要看著他開著車子狂奔。

  這是一件好事情,我很高興聽到這樣的消息。便告訴他,黃亮是化名,記者姓姜。回頭,我要發布一條字幕新聞,來感謝你。

  正全說,好啊,記者是化名,到時候我也化名。

  正全說到做到,第二天便開來了一輛全新的國產越野車,黑色的,野蠻,又深入。

  “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有些詭秘地看著我。其實,他不說,我也知道,他一定是又從黑窯工里找到了一個人選,符合他收集的檔案里丟失的人家。

  他果然帶著他那冊封面已經磨破了的尋人檔案冊。一個大大的紅圈圈住了河北邯鄲,編號第34號。上面孩子的照片有些模糊。正全激動地說:“你看,眼睛是單眼皮,這里,這里,很清楚。”

  “年齡呢?”我問一句。

  “這尋人啟事是2006年貼出來的,當時孩子只有十二歲,那么今年十五歲了,你看看這個小窯工像不像,我看最多十六歲,年齡也能吻合。”正全一直研究那個孩子的單眼皮。

  “可是,人家尋人啟事上沒有說明有智障啊。”

  “這智障可不一定是天生的啊,也許是在里面被打的了,這種新聞還少嗎,我都是從你們臺播放的新聞看的啊……”

  正全拉上我一起去,說是給我提供一個故事的結尾。他有些得意,他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理由來維持他的得意。比如這次,他驕傲地說:解救出那些黑窯工,本來故事已經結束了,可是,對于現實生活來說,有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果然,路上,這個智障的孩子便惹了禍。他竟然有臆想癥,比如,他能看到有人拿東西,一有人路過他便大叫,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乘警路過的時候也是如此,自然接受了一番盤問。正全也是,大概內心里總有著一種做了好事以后應該得到贊美或尊重的優越感。很不配合乘警的問詢。

  本來是很小的事情,只需要解釋一下,我們是做好事,將這個被解救的孩子送到河北邯鄲去尋親,就結束了。可是,在一個列車上,這些日常的話沒有磁場,有的是強烈莫名的自尊心。乘警們完全將我們當作壞人的語氣,激發了正全莫名的敵意,他徹底不配合詢問的語氣又激發了乘警一貫的野蠻,三五個回合下來,我們便被帶到了警務室。

  先查驗身份證,然后又詢問工作單位,又是打單位電話核實有無此人,然后又是一番語重心長的教育課。大抵是教育我們出門在外要學會做人。

  事情就壞在這樣的情緒里,兩個人本來是興致沖沖地去做好事,結果惹了一肚子火在內里。原計劃給這個孩子設計的故事背景以及一些簡單的介紹就都忘記了。我們其實還帶了啤酒和不少小吃,連象棋都帶了的,卻再也沒有心思去吃去玩。各自玩各自的手機,我發了一條發牢騷的微博,惹出不少同情。正全就在手機玩斗地主,身邊至少有兩個人和正全一樣,手機提醒的臺詞都一樣:要不起。

  孩子是因為吃的零食太多了,一直咳嗽。我便買了一瓶水給他。誰知一喝水嗆到了,竟然吐了,很熱烈的那種,吐得座椅上和趴桌上都是。正全很生氣地對著孩子瞪眼睛,之前的那些耐心和善良完全沒有。如果不了解正全的人,只看到此刻的正全,那么,一定會以為他是一個完全沒有愛心的人。

  世事就是如此微妙。

  之前,電話里非常耐心的唐先生,在我們到達邯鄲之后開始長時間不接電話。好在正全之前將唐先生在網上發布的尋人啟事拍了照片。上面有詳細的地址。

  我們直接從車站打車到了西郊的唐樹寨。

  唐樹寨是城郊接合部的村莊,旁邊筑滿了高樓,除了密集而熱烈的生活現場,在不遠處,還有幾座高聳的煙囪,這里是原來的市郊,化工廠、火電廠、化肥廠以及毛巾廠等,都集中在這里。

  唐先生家便是一個毛巾作坊,佐證我們判斷的是一塊已經字跡模糊的木牌子,上面用美術體紅油漆寫著“唐家舊染坊毛巾廠”字樣。看建筑,唐家顯然是一個殷實人家。至于孩子是如何走失的呢?我和正全還沒有來得及問,便被他們綁了。

  是的,綁了。

  好玩的是,被綁了之后,我和正全才意識到,我們并沒有將孩子的出處統一好口徑。

  事情向更糟糕的方向去了,當唐先生問我們孩子是從哪里救出來的時候,我如實回答,是從黑磚窯里救出來的,而正全則怕唐先生的傷心,直接說見到孩子的時候是在一個菜市場。

  見我們口述不一致,那唐先生更是生氣。

  我和正全知道是被誤解了,卻一時間完全陷入一個無頭緒的陷阱里。我只能挑最簡單的話對唐先生說:“我們兩個專門從河南過來,我是電視臺的記者,這位正全兄是一個公司的老板……”

  可是旁邊的一個年輕人用報紙卷成的紙筒照著我的嘴巴就是一下,那紙筒里大概夾了一層膠,抽打過來,我的嘴巴立即就出血了。那年輕人說:“哥,這個騙子說的和昨天來的人一樣。”

  唐先生不再理會我,問正全:“你們一共幾個人,專門騙人家的孩子來認門,然后過不久就又接孩子走,是不是?”

  我和正全聽了他們的話,吃驚極了。

  正全說:“你們之前遇到騙子了吧。但是,你們也要先問一下我們,才綁我們吧。我們不是騙子,騙子是想要你們的感謝費,可是,我們不要錢啊。我們只是想讓你們來看一下孩子,如果不是你們的孩子,我們就領走啊。這最簡單不過了。”

  唐先生不理會正全,又轉向我,說:“你不是說你是電視臺的嗎?你怎么不帶著攝像機啊,你們出來演戲,還不帶道具,誰信啊?”

  我笑了,對他說:“我不知道你們之前被什么樣的人騙了,但是,我們來找你們,真的只是想給孩子找到家,這個孩子目前智商只有五歲左右,口音完全是你們河北的口音。如果是智商健全的孩子,即使流浪,也可以找到工作吃飯的地方,可是這樣的孩子,如果一直在街上流浪,會餓死的。正因此,正全才在自己的尋人檔案庫里翻了幾天時間,才找到您。其實除了您,還有石家莊的一個張姓人家,結果,那家里孩子已經找到了。所以,就只剩下你們這里了。正全是一個有著兩家企業的老板,平時生意極忙,但他在業余時間喜歡搜集流浪人員的資料,他這些年至少幫助二十個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是一個非常有功德的人,你們怎么能不問青紅就綁了我們呢?”

  唐先生有些將信將疑,轉過身來問正全:“你做兩個企業,你的企業是干什么的?”

  正全有氣在心里憋著,答他:“我做什么企業是屬于隱私,但是,我來你這里送孩子,如果不是你的孩子,我們就領走,如果你懷疑我們有問題,可以報警,你這樣私自綁了我們,這是違法的。所以,我會報警的。”

  唐先生的老婆從院子里過來,拿著孩子的很多照片讓唐先生看,說,不是我們的孩子,這孩子不是我們的。

  唐先生很生氣地朝著正全的臉上抽了一下,鼻子里的血一下子流了出來,正全大聲叫了一下,罵道,你們他媽的混蛋。

  唐先生也罵:“等著你們的團伙打電話救你們吧,否則,我就餓你們三天,看看你說不說實話。”

  正全的鼻子破了一個口子,流了不少的血,后來結了疤,那疤很明顯,像是被剪刀裁了一個凹進去的心形。總之,和他的耳朵一樣,成了我以后每每嘲笑和提醒他的借口。

  而關于這個弱智的孩子的結局和故事卻成為正全永遠難以修補的一個傷口,在當地的醫院里住了一天,唐先生最后反復道歉的樣子,我還記得。但是,自尊心頗強的正全卻像翻書很快的孩子一樣,將與邯鄲之行有關的內容翻過,忽略,迅速將生活另起一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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