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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的G20, 如何應對“G1對G19”?

日期:2019-06-26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對于G20機制來說,只有團結、開放、民主而擁抱全球化,才能超越“凡爾賽悲劇”,把全球治理推向更高處。

撰稿|吳健 


  世界處于國際格局轉換、新舊權力消長、保守主義回流、“逆全球化”思潮泛濫與新一輪產業革命興起的交匯期等變革性現象風起云涌。“變”是這個大時代的主基調,因“變”而生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平衡等時代特征日益凸顯,世界開始進入持續性動蕩階段。這場動蕩對國際社會沖擊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為百年來所罕見。在此關鍵時期,二十國集團(G20)該如何應對?


東道主“不淡定”



  “這是(G20)合適的舉辦地”“采取一切措施團結起來”“我們會做得很棒”……2018年12月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一落幕,承接下一屆舉辦權的日本大阪就處于高度的工作熱情甚至有些亢奮中。自從2018年促成沒有美國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生效后,安倍晉三政府感到自己也有“驚人的主導力”,渴望扮演制訂世界經濟甚至國際關系規則的角色,那么接下去最合適的舞臺莫過于G20。

  “現在,最激動也最不安的當是麻生財相。”在《日本經濟新聞》記者上杉素直眼里,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把G20當成自己的“宿命”。2008年秋,震撼性的雷曼公司倒閉危機后,面對世界經濟的不確定前景,時任首相的麻生率先力促西方七國與新興經濟體達成將G20由各國財長(或央行行長)會議升至首腦會議,作為接受日本建議的“代價”,首次峰會定在美國,其間,英國首相布朗曾跟麻生打趣:“希望G20在日本開會時,我還能有幸碰見您。”這是一語雙關,低迷的國內經濟,越發呈現沖突性的國際貿易和政治秩序,不僅令西方政治人物難做長遠打算,也難奢望自己牢固掌權,推進共同的事業。果然,麻生期待首相任內見證日本舉辦G20峰會的愿望落空了。

  11年后,帶著宦海沉浮、艱難談判乃至樹立豐碑等復雜感情的麻生如愿以償,為了辦好峰會,他和首相安倍早在2018年夏天就進行籌備,尤其人事上,特意將財務省財務官淺川雅嗣和金融廳金融國際審議官冰見野良三拉進核心班子,他倆是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及CPTPP談判的日方靈魂人物,對設計大阪峰會議題與內容至關重要。據消息人士稱,因美國貿易戰而起的國際經濟秩序動蕩,多國民粹主義抬頭,“逆全球化”之勢讓身為全球化旗手的G20顯得有些吃力,“大阪峰會是個岔路口,G20同時存在向好和向壞的幾率。”日本《每日新聞》記者大久保涉稱,“這個節點上,麻生團隊權衡利弊,為峰會準備了這樣的議題——應對全球經常項目收支不平衡”。

  在日本財務省和學術界認知里,導致2008年雷曼危機的美國房地產債務泡沫,間接原因是新興國家的過剩儲蓄導致投資資金膨脹,資金流向過度消費的美國,進而引發不平衡。危機后的國際合作協調,主要著眼點本該是改善這種不平衡,但G20內部意見不統一,只關注一時一事的課題,擱置了“不平衡”這一根本性問題。“如果說缺乏平衡的世界經濟運行和走樣的產業相互依存拖累了全球化的福利,那么G20內部的共識與凝聚力不足,則刺激了保護主義的抬頭。”《每日新聞》記者宇都宮裕一稱,日本若能引領G20成員解決不平衡(哪怕表達共同解決的意愿),G20作為全球經濟指揮中樞的存在感無疑將大大提高,“大阪峰會將成為激發G20活力的契機”。

  不過,前行之路何其艱難。教科書里有消除不平衡的捷徑,無非是經常項目盈余國(例如日本)降低出口依賴,擴大內需,而經常項目赤字國(例如美國)則增加儲蓄,而不是消費。然而,各國都有自己的經濟發展訴求,大多不愿在峰會上提這個議題(采取措施的結果往往是自己經濟減速、出口下降),能否推動各國讓渡部分現實利益,約束行為以符合全球利益,考驗著東道主的能量。法國《世界報》記者愛德華·奧爾登直截了當地質問,安倍政府首先能否“刀口向內”?要知道,日本經常項目盈余之多,就是一種“不平衡”,可日本經濟官僚卻拒絕討論,強調這是過去海外投資賺得的收益,與主要靠貿易實現盈余的國家(如中國、韓國、德國)不同,言下之意,日本想用“雙重標準”,把“不平衡”的火力轉嫁到別國身上,這顯然不能營造團結的氛圍。“如果日本不認真做出表率,就無法營造出團結的氣氛,若最終讓G20峰會用軟綿綿的表述敷衍了事,那只會造成G20效應退潮的情況。”大久保涉憂慮地表示。

  世界經濟的“不平衡”乃至“不穩定”,何止是日本主政者意識到,哪怕在G20舉辦地大阪,升斗小民都有體會。“我和員工難得地好商量一回,彼此都沒啥好抱怨的。”年過七旬的村田茂是大阪府寢屋川市的金屬加工企業“朝日熱處理”的社長,過去每年春季的勞資談判(俗稱“春斗”)都耗費了太多精力,也往往把自己與手下的關系弄得很僵。但這兩年里,基本依賴出口業務的“朝日熱處理”遭遇大型電機制造商訂單驟減的變故,哪怕開拓新客戶,銷售額在2017年度曾回歸峰值,卻因美國關稅壁壘、匯率不穩、地區沖突加劇等因素導致原材料與物流成本高企,收益十分慘淡。村田茂說:“今年1月中旬以后,訂單又開始下降,我和員工們達成共識,就是為了企業存活,對于漲工資得采取慎重態度。”

  “朝日熱處理”只是個縮影,因為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尤其主要國家為減少貿易赤字采取“非市場措施”(如關稅、市場準入等),高度依賴貿易投資全球化的日本產業界陷入深深的憂慮。共同社報道,始于2012年12月的日本經濟擴張周期還未停止,刷新了2002年2月到2008年2月所創造的73個月戰后最長紀錄,但此次擴張仍由傳統制造業巨頭擔綱,靠增加產品出口及日元貶值、美元走強來實現利潤,依賴外需的脆弱經濟結構沒有改變。經濟再生擔當大臣茂木敏充還承認一個不為人知的“不平衡”,那就是占日企九成的中小企業在利潤總額的“大盤子”占比更小了,“日本經濟中最能賺錢的仍是汽車、電機等傳統制造業大鱷,”濱銀綜合研究所研究員加茂健志朗說,吸納大部分就業的中小企業從經濟增長中沒得到多少好處,自然工資漲幅無從談起,這種“不平衡”在國民中產生一種新概念——“缺少實感的經濟擴張”。一名在大阪商店街經營熟食店的男店主感嘆,“景氣波動好像跟我們沒什么關系吧”。這家熟食店已有50年的歷史,據他說,現在的銷售額只有泡沫經濟時代的60%,關門的鋪子也越來越多。日本Recruit Lifestyle公司的消費者調查給出更有意思的數據,雖然2019年1月日本天氣不錯,但外出就餐消費繼續躞蹀,“(晚餐)支出額同比下降4%。外出就餐的比率、次數、單筆花銷全部跌破2018年同月水平的情況還是21個月以來的第一次”。日本麥當勞社長薩拉·卡薩諾瓦說:“不少消費者表示,因為收入縮水,餐飲預算不得不設限。”


龍舟上有人“造反”


  供需面的“不平衡”,受益面的“不平衡”,由此導致國際關系的“不平衡”,更加呼喚多邊機制協作的重大意義。早在今年1月17日舉行的G20成員財長和央行行長代理會議上,與會者都承認,國際經濟秩序面臨危機,“保護主義和不公平貿易做法助長了經濟惡化和社會不穩定趨勢,引發惡性循環”。《日本經濟新聞》形容,美國對多國挑起的貿易摩擦,以及濫用“國家安全”理由在市場自由競爭領域實施霸凌行動,激起了公憤,知情者描述當時的場面是“G1對G19”。

  世界經濟減速風險加大的背景下,作為主席國,日本堅持G20作為國際合作框架的重要性。上杉素直援引財務省消息人士的話說,日方把“全球性經常項目收支不平衡”列為此次峰會的主要討論內容,希望各國意識到僅靠雙邊談判無法糾正貿易不平衡問題,為此日方在會前做了大量對美工作,因為美國堅信解決這一問題的“法寶”是大打關稅牌,通過雙邊談判“各個擊破”,最終促使貿易伙伴普遍性接受自己的觀點,“要知道,日本也面臨與美國的貨物貿易談判(TAG),為了推進不平衡問題的討論,日方很可能在TAG會談中做出了某種妥協,換取美方支持這個議題。”上杉素直分析。

  峰會另一個焦點是在發展中國家推進基礎設施開發。據報道,日方設置這一議題,主要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日本《每日新聞》稱,日本試圖在G20里尋找更多伙伴,鼓吹投資方與債務方制定嚴格的融資規定,控制“不透明融資”規模,并開放更多國家企業參與項目,進行“高質量”的基礎設施開發。“很顯然,這一議題明顯是對中國展開隱形牽制。”

  看得出,東道主煞費苦心地在議題上進行“平衡設計”,反映出它意識到美中兩大國“合則共利,斗則俱傷”的關系,希望扮演維護國際合作的協調角色。這一過程中,日本希望能夠改變自己長期以來“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以能夠為各國所接受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以及政治地位。不過,要想實現這個目標并不容易,特朗普上臺后,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施展最喜歡的“極限施壓”策略,推行單邊主義的政策,美國不但屢屢對中國展開貿易摩擦,還把貿易大棒砸到傳統盟友和伙伴身上,這兩年里,G20其他成員乃至全世界每個值得一提的國家都“享受”到美國“貿易武器”的滋味,其中韓國、加拿大、墨西哥還不得不捏著鼻子接受苛刻條件,與美國改簽貿易協定。

  面對肆意破壞經濟全球化與多邊合作的行為,G20本應發揮重要作用,及時“撥亂反正”,但現實很無奈,無論2017年G20財長會議與G20漢堡峰會,還是2018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最終沒能有效控制華盛頓的我行我素。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迅速拿出一系列有效措施并得到相關各國落實的“高光時刻”相比,現在的G20內部分歧和行動差異顯而易見。去年7月,G20財長會議前,各國都意識到貿易沖突和美國單邊主義政策危害,澳大利亞財長斯科特·莫里森在會前說:“貿易戰不容忽視。”但真到了會議中,面對美國財長史蒂文·姆努欽的威勢,大多數國家財長和央行行長卻刻意回避了這一最大的問題,盡管會后公報承認,“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面加劇”,但只有一句話提到要采取措施降低減少風險:“我們再次重申我們的領導人們在漢堡峰會上就貿易問題做出的結論,并認識到需要加強對話和行動來減輕風險和增強信心”。姆努欽在閉幕后的記者會上志得意滿地聲稱:“貿易(戰)并非會議主要問題。”到了年底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會后宣言同樣充滿妥協、猶豫和不確定,對于貿易戰、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至關重要的問題,要么輕描淡寫、要么干脆只字不提,而且2017年宣言中明確寫入的“與保護主義作斗爭”一句就因為美國反對未能加入,這是2008年以應對金融危機為目的舉行G20峰會以來,首次沒有在共識文件中體現反對保護主義的姿態,鮮明反映出G20協調體制存在的缺陷。可以說,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如果算說成果的話,大概就是避免了各方——主要是美國和其他19國徹底撕破臉,保住這一框架體制,讓今年的大阪峰會得以繼續舉行。

  事實上,G20不是正式的國際組織,既沒有嚴格組織架構,又沒有系統組織綱領,更類似非正式的雙邊和多邊磋商平臺。它的誕生,既為了彌補日漸低效的聯合國機制,也區別于七國集團那種少數西方國家“自說自話”的模式,而由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力的“重量級國家”以更加高效和直接的方式,應對全球挑戰。由于這個平臺的非正式性,在此產生的任何文件對成員國不具約束力,是否執行完全看各國的“善意”和“自覺”,不存在監督執行的機制,對集團外的國家更是如此。此前金融危機爆發時,美國國內經濟狀況惡劣,需要各國協同,一起解決金融體系風險,而各國也需要一起努力,避免美國金融危機把全世界都帶下懸崖。這種“眾志成城”的情況下,G20才得以發揮最大作用。但到了今天,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同時在政治上、安全上、經濟上對不少G20成員起決定性影響力的美國決定“不玩了”,機制運轉自然舉步維艱。更嚴峻的是,G20誕生的使命,就是以促進全球經濟貿易合作、解決全球治理問題、打造雙邊與多邊溝通平臺為目標,終極目的是實現全球化。而如今的特朗普政府,事事都以“美國第一”,一言不合就“退群”,直接損害別國利益。這種狀態下的美國,與G20的宗旨壓根就是背道而馳,別說一起商量出什么結果,能在G20里待到現在,而不是和其他組織一樣“一退了之”,已算是“手下留情”。

  如果把G20看作20個人協力劃動的龍舟,現在這條龍舟最大的問題是,最有力量的那個槳手打算把船往岔道方向劃,甚至還動不動就恐嚇其他槳手,威脅要跳船走人。


為什么中國更有話語權



  G20的困惑,同樣是當前國際治理體系的一個縮影。

  二戰后的國際社會,基本以雅爾塔體系為基礎,通過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一系列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來處理和解決各種國際問題。即使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兩極對抗不再,諸多政治軍事組織解散,但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的基本框架和邏輯仍然變化不大。在經濟上,則是從冷戰時期不同陣營的體系化發展與體系間互動,發展到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貿易合作。

  這一套國際治理體系的特點之一就是對話與溝通。冷戰期間,由于核武器制造的“恐怖平衡”,不管蘇聯還是美國,誰都承受不起核戰爭的后果,誰也不可能為所欲為。遇到問題時,往往是雙方經過反復試探和博弈,求得最終解決方案。不管是瀕臨第三次世界大戰邊緣的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還是讓美國人流血流到傷心的越南戰爭,盡管雙方的“代理人”打得熱火朝天,但美蘇之間卻一直保持和平與克制。經濟方面也是如此,無論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還是蘇聯的“經濟互助委員會”體系,主旨都是通過體系內各國的合作與互動,形成良好的協作,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兩大體系之間也并非“老死不相往來”,維持最基本的經濟技術交流。這一體系與此前國際社會的治理體系,如凡爾賽體系或更早的世界殖民體系都不同,更突出的是合作、溝通與協商,既不會動輒訴諸武力,也不會以犧牲或者壓榨一部分人為代價,來促進另一部分人的發展。

  冷戰結束后,情況發生變化。由于沒有了勢均力敵的蘇聯制衡,加上趁著蘇聯和華約解體快速收獲“戰利品”,美國實力凌駕于所有國家之上。有了如此大的優勢,美國開始以世界唯一領導者甚至統治者自居,單邊主義的大棒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的小布什總統時期開始揮舞。不過,由于2001年發生“9·11”事件,美國發起全球反恐戰爭,面對國際恐怖主義這一全新對手,美國不得不尋求其他各國的合作與幫助,因此美國盡管干了很多單邊主義的事情(最惡劣的是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但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著國際治理體系的模式和規律。這段時間,美國熱衷于控制所有國際組織與國際機制,為其所用,實現“美國治下的世界秩序”,而不會動輒“退群”。經濟方面更是如此。作為當時國際經濟和貿易體系的掌控者,美國也是這個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全球化貿易體系下,全世界的技術、資金和人才都源源不斷地涌入美國,提供了可持續發展的土壤和血液。這個時候的美國,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系的堅定維護者。

  然而情況變化之快出乎美國意料,在這一貿易體系中,中國等一批新興經濟體同樣受益匪淺,成為“金磚國家”。這當中,中國表現尤為出色,如專家所見,不少“金磚國家”或多或少還有缺點甚至“命門”,包括經濟模式單一、技術儲備不足、經濟社會存在隱患等等,但中國幾乎沒有什么致命缺點,真正實現全方位發展。與此同時,美國和歐洲卻在這一過程中先后遭遇主權債務危機、次貸危機、金融風暴、難民危機等等,實力相對下降。據統計,1998年,西方工業國和新興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44.4%和17.9%;而18年后的2016年,兩者之間的位置發生逆轉,分別為31.09%對31.24%,新興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西方工業國。

  國力增強后,自然帶來話語權的增加,于是G20在1999年應運而生。值得注意的是,盡管G20是新成立的平臺,但其運行規律和基本原則仍延續戰后的國際治理體系,西方國家希望通過對國際政治中規則的熟練與把握,更好地“控制”或“引導”新興國家,將其納入符合自己利益的國際體系。可是國際關系終究要看實力,玩弄規則能得逞一時,卻不可能永遠如意。2014年的G20布里斯班峰會上,東道主澳大利亞本打算聯手其他西方國家,開除身陷克里米亞問題的俄羅斯,可由于金磚國家集團(BRICS)的反對,提議未能通過,世界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可見一斑。尤其當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憑借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最大的單一市場和最強的工業生產能力,中國很快表現出在全球化經貿合作體系中如魚得水的適應性。美國四處抱怨,全球化經貿合作體系的最大獲益者,已不是自己,而成了中國。

  隨之而來的,是即使不刻意張揚也表露無遺的影響力和領導力。今年3月,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的波音737MAX客機失事之后,中國航空系統率先停飛同型機,各國紛紛跟進;再往前推,當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概念后,包括美國的鐵桿盟國英國、日本在內,諸多西方國家不顧美國反對紛紛響應。這種事情一再發生后,美國開始反思甚至懷疑現有國際治理體系,發現自己的影響力、控制力和收益都在不斷下降,甚至在現有的規則內哪怕新建體系或平臺,美國都可能失去掌控力。

  美國人很有危機感,開始設法釜底抽薪,這就有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務卿希拉里提出的“巧實力”和“印太”概念,目的是通過撮合盟國和伙伴國“另起爐灶”,制定“約束中國”的新經濟和外交規則,甚至誕生出“ABC”概念(Anyone But China,“中國除外”)。很遺憾,作為現行國際體系里的“好學生”,中國見招拆招的功力實在太強,美國的應對措施收效甚微。對于這一局面,“政治素人”特朗普另辟蹊徑,既然在現有的體系中難以施展,那就干脆全部砸爛好了。于是,近年來美國頻頻“退群”的表現,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特朗普的對策就是“以亂取勝”:打爛現有規則與體系,迫使中國無法借力,只能和美國“單挑”,進而依靠美國更大的體量與身后的積累來取勝。

  正因為美國的這種新策略,讓所有的國際組織都面臨危機。畢竟這些國際組織都是現有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遵循現有的規則,身為第一強國的美國不但“退群”,甚至還不斷使絆子、扯后腿,各個國際組織的正常運轉都會遇到困難,更不用說發揮自己的作用了。最新的例子就是聯合國,由于美國長期拖欠巨額會費,聯合國前不久宣布其經費將于下半年告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甚至準備賣掉自己的官邸來維持聯合國的運轉。聯合國尚且如此,其他國際組織更不用說。

  體系中的關鍵人物開始破壞規則是非常致命的。一戰后凡爾賽體系的破壞,正是始于德國對規則的破壞,以及英法兩國對這種破壞行為的縱容。而無論體量、實力還是影響力都遠超德國的美國也開始破壞規則時,現有的國際體系同樣面臨危機。


超越“凡爾賽悲劇”


  面對美國的“亂棍”,中國采取的應對措施是理智而冷靜。

  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一是世界權力中心首次向非西方世界轉移,二是國際秩序正處在打亂重建的過渡期。隨著大國力量對比變化,特別是“東升西降”之勢顯現,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大國危機意識上升,焦慮感加重,傳統現實主義在其國內有所回潮,導致大國競爭重回世界舞臺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國第一”的原則,為了解決當前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特朗普正用懲罰性關稅與歐盟、中國以及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作戰。換言之,美國正在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特朗普的眼里,沒有必須保護的盟友,也沒有不能傷害的“小弟”。用比較文藝的話來說,為了實現競選時的口號,特朗普不惜與世界為敵。

  鑒于美國仍擁有凌駕于絕大多數國家之上的實力,眾多國家面對訛詐與恐嚇時沒有正面反擊,但不意味著這些國家就甘心接受對自己明顯不公平的條件,大家需要一個能夠并且敢于站出來的角色。由于中國在面對美國貿易威脅時的堅定表現,成為所有希望維護現有國際秩序和體系的國家的希望。德國《新德意志報》在題為《全球化危機中的G20》的文章中提出:“……保護主義勢力在美國蔓延,這也是美國領導權危機的明顯標志。另一個新情況是中國以自由世界秩序的捍衛者自居。這表明全球力量對比出現了極大轉移。”俄羅斯《觀點報》政治觀察師德米特里·科瑟列夫明確指出:“全球自由貿易統一戰線正在形成,美國實業界也將部分參與進來。而領導這一戰線的正是中國。”

  這些表態無不表明,在對抗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方面,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基本形成了共識,而中國也及時抓住這一機會,多次明確表達出了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姿態。去年的布宜諾斯艾利斯G20峰會上,中國領導人就表示:“中方始終相信,多邊主義是最符合各國人民利益的必由之路。”中國駐巴西大使楊萬明今年5月22日在《巴西利亞郵報》發表的署名文章《貿易是繁榮的紐帶,不是利己的工具》中也提出:“中美貿易爭端,看似貿易糾紛,實質是一場規則與強權,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互利共贏與零和博弈的理念之爭。”他還表示,“中國將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并期待與包括巴西在內的世界各國深化互利合作,共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世界經濟,讓貿易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的紐帶,而非淪為贏者通吃的工具。”這一姿態也是中國在應對類似問題時的表態,并受到國外的普遍歡迎。

  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羅杰·博伊斯認為:“中國在西方的混亂和亞洲的管理能力之間提供了一個鮮明的替代選項。”英國財經作家馬丁·桑比則認為:“……美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占據統治地位了。歐盟和中國能夠與之匹敵,其國內市場的規模也將使其免受影響。世界其他國家越是實現市場一體化,貿易戰的代價就越不對稱,而且對美國不利。”而且,很多國家已經開始了實質行動,比如,去年7月召開的中歐峰會上,中國和歐盟就簽署了長達8頁的共同聲明,主張構建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自由的全球貿易體系。此后幾個月里,金磚國家峰會和亞太經合組織峰會陸續舉行——亞太地區幾乎所有經濟體的領導人匯聚一堂。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許多組織,它們都一致支持中國,反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

  這一切都表明,在當前局面下,要想維持G20的效能,進而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國際秩序,中國提出了具有理性思考的經濟主張和外交原則。同時,G20的其他成員國也必須有更清晰、更堅決的行動,與中國一起,共同維護經濟和外交體系。各國必須認識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旦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策略得逞,就意味著現有國際體系的崩塌,每一個國家都將在這一過程中受到損害。

  西諺有云:“天助自助者。”誕生于一百年前巴黎和會上的凡爾賽體系崩塌的殷鑒不遠,帶來的惡果也歷歷在目。對于G20機制來說,只有團結、開放、民主而擁抱全球化,才能超越“凡爾賽悲劇”,把全球治理推向更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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