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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成不成,還要看中美

日期:2019-06-26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在本次G20峰會中,最受關注的便是中美領導人的會晤,畢竟中美貿易摩擦牽動整個世界經濟。
作者|金 姬

  6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宣布:應日本國首相安倍晉三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于6月27日至29日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四次峰會。

  5天前的6月18日,習近平應約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話,確定兩人將在G20領導人大阪峰會期間會晤。習近平表示,愿意就事關中美關系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交換意見,也希望美方公平對待中國企業。而特朗普隨后發推特,給兩人的大阪會晤定下了樂觀的調門:“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很好的電話交談。我們將在下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進行更廣泛的會談。我們各自的團隊將在我們見面之前開始會談。”

  香港《南華早報》6月19日報道,中美元首在出人意料的電話交談中證實同意會面,從而消除了疑慮,提振了股市,重燃了全球對于中美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經濟體能夠推動達成協議,以結束破壞性貿易戰和技術戰的希望。報道稱,兩國團隊正在為領導人的討論奠定基礎。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朱杰進表示,在本次G20峰會中,最受關注的便是中美領導人的會晤,“畢竟中美貿易摩擦牽動整個世界經濟”。

  在G20中,中美這兩大經濟體至關重要,因此也有了“G20成不成還要看G2”的論調。早在2008年美國深陷金融危機漩渦中心之際,美國智庫學者就牽頭提出了“G2”(Group of Two,中美兩國集團)概念,并得到美國部分政界人士的背書。但當時中方并不認可這一說法。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愈來愈有擔當,也逐漸成為一個可以對超級大國說“不”的發展中國家。因此,這幾年的G20峰會聯合公報的受關注度遠遠不如中美元首的會面成果。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今年G20領導人峰會撰寫的報告中指出,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貿易關系緊張,經濟趨勢向下的風險。如果貿易戰全面展開,到2020年世界經濟可能要下降0.5%,為此帶來4550億美元的損失。而世貿組織(WTO)在4月份發布的最新一期報告中,將今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期由此前的3.7%大幅下調至2.6%。WTO對此解釋是受貿易摩擦升級和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等因素影響。

  G20峰會的本來功能是全球經濟政策協調,然而,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地緣政治格局,經濟合作是非常困難的。G20中的G2,自然也就成了大阪峰會當仁不讓的主角。



1999-2007的G20:逐漸取代G8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由此引發國際金融市場動蕩,G8(美、英、德、法、日、意、加、俄)逐漸意識到,全球性經濟金融問題的協調,需要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由此,在G8財長會議提議下,1999年12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德國柏林舉行,這標志著G20正式成立。

  除G8成員外,G20還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0個新興經濟體以及澳大利亞和作為一個實體的歐盟。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金融機構領導人作為特邀代表參會。

  1999年首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舉行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僅占全球的3.4%,經濟實力還比較有限。但作為G20的創始成員國,中國積極參加歷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并于2005年首次成為G20輪值主席國,成功舉辦了第七屆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之前,G20只是每年舉行一次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全球經濟治理中處于邊緣地位,影響力有限。

  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何亞非回憶說,G8從2003年起,邀請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個發展中國家出席首腦會議,也就有了G8+5的首腦峰會模式。但是從會議參與者的作用來說,G8+5并不是一個完全平等的對話模式。

  轉變是從2008年開始的。當時,美國雷曼兄弟公司轟然倒塌并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動搖了西方經濟治理模式的基石。西方國家意識到G8難以勝任應對金融危機的重任。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做了任期內最后一個重大決定——召開一次全球性首腦會議,大家一起來討論討論,怎么應對這場金融危機。換句話說,怎么幫美國渡過這個難關。

  說實話,當時的國際社會不缺少峰會,但缺少高效率有影響力的峰會。國家如果太多,一個領導人發言一次,就可能要開很多天;國家如果太少,繼續像G8一樣開會,已經不管用了。最后,小布什拍板,就G20吧,里面有G8,還包含了不少新興大國。據說,當時的美國首先與中國溝通,在獲得中國對將G20機制升格為領導人峰會的支持后,才有了第一次G20峰會:華盛頓峰會。

  世界經濟風雨飄搖,中國的重要性前所未有。不管是當時的美國財長保爾森,還是后來接任財長的蓋特納和出任國務卿的希拉里,一句口頭禪就是,美國和中國,“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世界需要G20”可是說是大國的共識和歷史的必然,而中國的重要性也從首屆G20領導人峰會開始顯現。

  在何亞非看來,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轉向“東西方共治”,是新世紀國際體系進入歷史性轉折期的主要特征,而中國綜合實力迅速增強并對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演變產生歷史性影響是另一大特征。


2008-2016的G20:中國升格,美國任性


  2008年11月,第一次G20領導人峰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峰會的基本使命是,以全球協調一致的行動,防止國際金融危機惡化為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當年,G20的領導人共同決定在三大政策領域行動:貨幣刺激、財政擴張和監管改革,這些有力的措施提振了市場信心。

  隨后,G20逐漸在國際社會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而這離不開中國的智慧和貢獻。

  作為2008年至2010年期間G20中國協調員,何亞非見證了中國在G20中不斷發揮作用的過程。他回憶道,2009年,G20升格為領導人峰會的第二年,峰會在英國倫敦舉辦。當時,整個世界經濟面臨著大蕭條甚至是崩潰的可能,個別國家出現了國家瀕臨破產的情況。作為倫敦峰會的主辦國,英國在會前提議為IMF籌集足夠的救助資金,希望籌集到5000億美元,以擴大IMF救助基金的盤子。

  英國首先就想到了中國。一是因為中國外匯儲備居世界首位,發展勢頭依然強勁。二是因為中國有影響力,能發揮帶頭作用。于是,英國懇請中國帶頭出資。當時的中國迅速承諾以購買IMF債券的方式,出資不高于英國設想總數的10%,即500億美元。中國的榜樣迅速帶動G20其他成員紛紛出資,最后倫敦峰會總共承諾了1.1萬億美元的IMF救助資金,成功地實現了提振全球市場信心、防止金融危機蔓延的預期目標。

  在2008年之后的前幾次峰會,由于共同面臨危機,容易達成共識,G20成員同舟共濟,在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市場、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避免匯率競爭性貶值等全球宏觀政策協調上發揮了關鍵作用。當時的美國,也因為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所以比較愿意和大家達成一致。

  隨著危機后世界經濟的復蘇,各國經濟運行逐漸分化,全球經濟協調治理難度不斷增加,G20的發揮空間受到明顯擠壓。尤其是美國,愈來愈任性。比如,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的2010年G20多倫多峰會上,美國希望繼續刺激經濟,而歐洲國家則力圖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并削減赤字,雙方僵持不下,難以達成一致。和美國的一意孤行相比,中國積極推動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使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較2008年增加4.5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向富有活力的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以及份額低估國轉移6%以上。中國也在G20中加強全球對南北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關注。例如,在2011年G20戛納峰會上,中國宣布給予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97%的稅目產品零關稅待遇。此外,根據國際組織測算,中國已成為G20全面增長戰略的最大貢獻者之一。僅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會通過的“全面增長戰略”中,“中國智慧”占比就高達15%。

  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會放棄日本,確定由中國主辦2016年G20峰會,這既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高度信任,也展示出中國愿為國際社會治理、全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愿望。

  2016年,G20領導人在中國杭州向世界宣布,要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透明、非歧視、開放和包容的多邊貿易體制。各國領導人還承諾,一旦國內程序允許,將盡快完成加入《巴黎協定》的各自國內程序。


2017至今:G20風險來自美國


  正是在杭州峰會上,各國選定了阿根廷在2018年擔任東道國,這也將是G20領導人峰會首次在南美洲舉行。但G20似乎正逐漸失去它曾經擁有的生氣。2017年德國漢堡峰會的表現有些令人失望,特別是圍繞貿易相關議題的爭論,成為峰會日益明顯的特征。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高級副總裁馬修·戈德曼認為,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如果沒有美國的積極參與,G20很難發揮有效作用。G20漢堡峰會可以看到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盡最大努力去協調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系,如法國總統馬克龍試圖勸阻其不要撕毀伊朗核協議、不要退出巴黎協定。但現實是,在“美國優先”的大旗面前,這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東流。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甚至警告稱,G20所面臨的許多風險來自美國。陸克文強調,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是,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忽視從1929年大蕭條中得來的智慧,如貿易保護主義絲毫無助于維護國內工業體系。如果重蹈覆轍,將對全球可持續增長和市場信心帶來有害影響。


大阪峰會,龍鷹如何起舞?


  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網站稱,G20峰會是討論全球經濟事務及其他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的主要舞臺,但它現在面臨不少挑戰,特別是美國與很多G20國家在貿易、氣候變化和移民政策上存在分歧,其立場也與G20對低關稅和以WTO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承諾相沖突。

  何亞非認為,正是在G20機制中,中國首次系統性地提出全面應對政治、經濟、安全等全球性挑戰的“中國方案”,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克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等作出重要貢獻。在大阪峰會上,讓全球經濟治理更加有效、公平、公正,通過G20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等預計仍將是中國努力的方向。

  雖然此次大阪峰會與會國家和國際機構多達37個,而且G20成員都是經濟總量在全球排名前20名的重要經濟體,但毫無疑問,G20峰會已日益成為觀察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的窗口,以及主要國家圍繞全球重要熱點問題進行博弈和協商的最高級平臺。

  “這是一次重要的元首外交和多邊經濟外交活動。習近平主席連續第七次出席或者主持G20峰會,充分體現了中國對G20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的高度重視。”G20事務中國事務協調人、外交部部長助理張軍6月24日在外交部的吹風會上說道。據介紹,習近平將出席大阪峰會四個階段的全體會議,參加關于世界經濟和貿易、數字經濟、包容和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氣候、能源、環境等議題的討論,發表對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主張。

  此刻的大阪,臺已搭好,幕已拉開,只待大國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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