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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該從任正非和華為奮斗史中學習什么?

日期:2019-05-29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32歲的華為,是全球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和第二大手機制造商,其技術幾乎觸及全球每一個角落,龐大的研發預算還使它成為了5G技術市場的領頭羊。

撰稿|蒲琳


  1998年6月25日,全球輿論流傳著這樣一個玩笑——“整個白宮都跑到了中國”。原來,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帶著1200多人的豪華代表團來到了中國。與這支代表團一同來到中國的,自然是不甘落后的全球各路媒體。

  在龐大的國際媒體隊伍中,英國《經濟學人》雜志表現得與眾不同,它不失先見之明地發文告誡美國人——千萬別忘了,中國本土企業正在成長,比如華為,也許是下一個諾基亞。

  這或許就是華為公司第一次在國際輿論間被這樣提到。

  華為,意為“中華有為”,1987年由任正非創辦。2019年,華為正直壯年。俗話說,三十而立。32歲的華為,正是這句俗語的驗證者——從為中國農村地區供應電信設備起步,華為成長為一家用工18萬員工、業務遍及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巨擘。它是全球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和第二大手機制造商,其技術幾乎觸及全球每一個角落,龐大的研發預算還使它成為了5G技術市場的領頭羊。


“倒兒爺”的第一桶金



  1987年,任正非僅以兩萬元的注冊資本創辦了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主營電信設備。這一筆簡短的敘述,聽起來平淡無奇,但對當時的任正非來說,那是拋棄所有,以一種壯士斷腕的勇氣踏出的一步。

  當年,任正非從部隊轉業到當時的南油集團。他的原配夫人孟軍正是南油集團工會主席。為了更快證明自己,任正非向南油集團的領導主動請纓,要求去管理集團下屬的一家電子公司。

  但剛上任不久的任正非就在經營中被騙200萬元,他沒有理由繼續在南油集團待下去。隨后出于種種原因,孟軍對任正非也越來越失望,最終提出與他離婚。而他的一雙兒女——孟平和孟晚舟也被帶離了他的生活。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當時的華為公司在一間破舊廠房里,既是生產車間、庫房,又是廚房和臥室。十幾張床挨著墻排開,床不夠,用泡沫板上加床墊代替,所有員工都在這里住。不惑之年的任正非對自己說:“世界開始瘋起來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

  雖然注冊名為技術公司,但華為剛開始所做的事與技術并沒有太大的干系,只是純粹的貿易,用一句老北京的話來說就是“倒兒爺”——背靠香港,將香港的產品賣到內地,賺取中間的差價。當時,有一個做程控交換機產品的朋友找到任正非,讓他幫著賣些設備。

  所謂程控交換機,說白了就是電話交換機,以計算機的程序控制電話的接續,說得更明白點就是只有先安裝了程控交換機,電話才能接通。

  傳言當時的香港老板被任正非非凡的氣質和不俗的談吐感染,最終冒極大風險給予華為授信額度。任正非最后拿到了2000萬元進價的貨物,僅僅3個月,他就賣出了4000多萬元。在如約歸還香港老板的貨款和利息之外,任正非賺到了創業路上的第一桶金。

  生活過得越來越順利,任正非又開始了他的“不安分”。當時美國AT&T、加拿大北電、瑞典愛立信、德國西門子、比利時貝爾、法國阿爾卡特,以及日本NEC和富士通幾家公司壟斷了中國所有的通信設備市場,俗稱“七國八制”,民族企業在這個時候完全看不見蹤影。

  為了擁有自己的技術不再受制于人,任正非決定自己開始做研發。“外國人到中國是為賺錢來的,他們不會把核心技術教給中國人,而指望我們引進、引進、再引進,企業始終也沒能獨立。以市場換技術,市場丟光了,卻沒有哪樣技術被真正掌握了。而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其實就是技術。”

  研發向來是個無底洞,但任正非并沒有那么多錢可以花。他只能帶領手下的員工用一些土辦法代替。研發人員用萬用表和示波器來測試交換機,用放大鏡一個個地檢查電路板上成千上萬的焊點。就這樣不論普通研發人員還是部門經理,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進行測試、攻關。有位工程師為了早日研發成功,甚至將眼角膜累得脫落,最后不得不住院手術。

  1991年12月,華為開發出的BH-03交換機終于通過了全部的基本功能測試,電話打出接入通暢、音質良好,首批3臺價值數十萬元的交換機發貨出廠。

  要知道公司賬上資金已所剩無幾,再發不出貨就要面臨破產的危險。那一年的12月31日,華為全部員工開了一個慶功會,雖然吃的是簡單的自助餐,慶祝儀式卻極為隆重,因為第一個有華為知識產權和品牌的產品終于出廠了。

  而這成為華為創業崛起之路上極為關鍵的一步。

  此后,華為靠賒銷、農村包圍城市的銷售策略,搶先占領了國際電信巨頭沒有能力深入的廣大農村市場,之后步步為營,最后占領城市。隨著技術積累越來越多,華為銷售收入迅速破億元、破十億元。

  多年以后,當華為已經不用為最基本的生存而發愁時,任正非在一次員工報告大會上仍舊激動地說,“華為活下來了”,語畢早已老淚縱橫。或許,只有他自己才清楚,這“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

  華為熬過了創業求生存的第一階段。


師夷長技以制夷


  當華為度過了死亡風險極高創業期,進入快速發展軌道的時候,任正非就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華為的不足。

  1997年圣誕節,任正非走訪了美國IBM等一批著名高科技公司,所見所聞讓他大為震撼——他第一次那么近距離,那么清晰地看到了華為與這些國際巨頭的差距。

  為此,任正非寫下了《我們向美國人民學習什么》一文。文章提到,第一就是美國人前赴后繼的創新精神與浪起云涌的創新機制;第二是美國優良的企業管理;第三是懂得機會是企業擴張的動力;第四是忘我的獻身精神。

  當時的任正非甚至大膽預言:十年之內,通信產業及網絡技術一定會有一場革命。在這場革命到來的時候,華為即便抓不住牛的韁繩,也要抓住牛的尾巴。

  任正非回到華為后不久,一場持續五年的變革大幕開啟,華為進入了全面學習西方經驗、反思自身,提升內部管理的階段。

  這個“削足適履”的痛苦過程為華為國際化作了充分準備。

  任正非很早就意識到了服務的問題。他與外國大公司交談時,對方都陳述自己有一個多么大的服務網絡,這顯然已經成為他們競爭的殺手锏。這就要求華為要提升綜合實力,為客戶提供持續穩定的服務,且能夠在最短時間內響應客戶的需求。

  “中國的技術人員重功能開發,輕技術服務,導致維護專家的成長緩慢,嚴重地制約了人才的均衡成長,外國公司一般都十分重視服務。沒有良好的服務隊伍,就是能銷售也不敢大銷售,沒有好的服務網絡就會垮下來。”任正非提醒道,“以顧客為導向是公司的基本方針,為了滿足用戶的要求,我們還會做出我們更大的努力。”

  本著貼近客戶的原則,早在1998年,華為就在全國建有33個辦事處和33個用戶服務中心,與22個省管局建有合資公司,在莫斯科設立代表處,在東歐十多個國家安裝了設備,為香港提供了商業網、智能網和接入網。

  1999年,華為銷售額首次突破百億,達120億元。已經在國內市場站穩腳跟的華為,先后在印度班加羅爾和美國達拉斯設立了研發中心,以跟蹤世界先進技術走向。雖然這一年,華為海外銷售額只有0.53億美元,但華為已經開始建立龐大的營銷和服務網絡。


度過致命危機



  快速發展的華為轉眼到了二次創業期。這一階段也是華為面臨困難最多、差點死掉的時期。任正非后來回憶說,2001年至2002年,華為處在內外交困、瀕臨崩潰的邊緣,公司很多人在風險資本的推動下,合謀偷盜公司的技術和商業秘密。

  彼時的華為,散發著“末日”氣氛,很多人喊著“資本的早期是骯臟的”口號“叛逃”,華為搖搖欲墜。2002年,華為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次負增長。

  與之相對的是,任正非的母親意外遭遇車禍身亡,任正非連最后一面也沒見上。而他自己的健康狀況也變得越來越糟糕,不僅得了抑郁癥,還動了兩次癌癥手術。

  同時,被外界認為是任正非“干兒子”、華為最年輕副總裁、華為研發一把手、華為二號人物的李一男離開了華為,創辦了港灣網絡。

  愛將背叛,母親逝世,國內市場被港灣“搶食”,國外市場遭遇思科訴訟,公司管理失序,IT泡沫破滅……致命危機接踵而至。

  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卻依舊深感到無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潰的邊緣。他在回憶文章里寫道,“IT泡沫的破滅,公司內外矛盾的交集,我卻無能為力控制這個公司,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夢醒時常常哭”。他說:“你聚焦在太陽下烤,才知CEO不好當。”

  但華為最終迎來了曙光。

  2003年10月1日,華為和思科雙方律師對源代碼的比對工作結束,結論是:華為的產品是“健康”的。10月2日,思科與華為達成和解。因這場訴訟,之前在國際市場上無名的華為,聲名大振,其產品隨后贏得了眾多國際客戶的信賴。

  結束了國外訴訟,任正非又回頭與國內的李一男等“叛將”對決,并成立專門的部門——“打港辦”。

  港灣一度尋求國際買家收購自己,摩托羅拉、北電網絡、西門子曾表示很有興趣,但最終都因華為與港灣存在知識產權糾紛而宣布放棄。2006年6月6日,走投無路的港灣網絡宣布與華為合并,李一男重新回到華為擔任副總裁。

  僅僅用了2年時間,任正非不僅戰勝了抑郁癥,更“消滅”了自己的競爭對手。

  2005年-2010年間,華為從簡單的通信設備供應商轉型成為電信解決方案供應商。過去它像狼一樣把競爭對手擊倒,現在它把對手叫友軍,由競爭變競合,整個組織變革開始面向客戶。

  2009年初,等來WCDMA牌照的聯通發布標書。雖然中興打出零報價,但研發已達十幾年的華為還是強勢拿到31%的訂單,力壓中興。打了大勝仗的華為,在這一年躍居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商,僅次于愛立信。


再次轉身



  2010年10月22日,同是《經濟學人》雜志宣布,將享有盛譽的“2010年度公司創新大獎”授予中國華為,并稱“華為徹底改變了世界普遍認為中國企業只能模仿、不會創造的傳統觀念”。

  但當時誰又知道,2010年,華為正又一次走到歷史的轉折點。

  當年4月,印度禁止進口華為產品;6月,歐盟對華為無線路由器發起反傾銷調查;7月,華為不合時宜地首次進入世界500強榜單,引起外國機構警覺,造成華為海外收購接連失敗。

  華為2009年營收1491億元,大部分為B2B業務,來自海外市場的占60.4%。2010年一整年不順,暗示著海外市場風險變大,B2B業務風險變大。

  從B2B走向B2C,從海外走回國內,華為能行嗎?

  2010年12月3日,任正非召集核心會議,正式宣布終端業務與運營商業務、企業業務并列。不到一個月時間,在3G業務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忠臣余承東被任命為華為終端董事長。

  對華為向B2C業務的急進,運營商并不理解,他們希望華為繼續提供定制機,不要“越線”。來自華為運營商板塊的壓力也與日俱增,向“新官”余承東表達不滿。就連華為終端內部也有不同聲音,因為余承東提議發展高端機的電商渠道,將砍掉3000萬臺低端智能手機和功能機業務,有損終端運營商業務的利益。

  這么多人反對,結果卻是余承東在任正非支持下一路走到黑,2011年底將旗下所有面向消費者的業務如手機、其他終端設備組成消費者BG(業務集團)。為此,華為甚至不惜與沃達豐、法國電信等運營商中止合作,堪稱“造反”。

  結果,就是所有人看到的,最近這8年,華為持續在電信設備領域、智能手機領域發力。2018年11月30日,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宣布,華為2018年的收入將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近7000億元人民幣)。

  1000億美元,是個什么概念?

  在電信設備領域,華為的營收,比第二名愛立信和第三名諾基亞加起來還多。在智能手機領域,華為是繼蘋果、三星后,全球第三家邁入千億美元俱樂部的手機巨頭。縱觀國內,華為的營收,超過了BAT的總和,大致相當于2個聯想、4個格力電器、6個小米。放眼全球,華為在世界500強榜單上可以排到第60名。

  《福布斯》2018年全球最具品牌價值榜100強正式公布,華為憑借84億美元的品牌價值連續第二年進入榜單,依舊成為唯一上榜的中國品牌。

  一步步邁向巔峰的背后,是華為巨量的研發投入。華為極度重視研發,18萬員工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從事研發,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研發團隊。從創立開始,華為堅持把銷售額的10%用在研發上。華為的研發投入長期高于利潤2倍以上,人力資源投入也就是華為員工的年收入是股東分紅的3倍。

  2018年,華為在研發方面投入1400億元左右,其中20%到30%的經費將投入到基礎科學研究,這個數字差不多是百度公司去年收入的兩倍。

  華為官網顯示,近十年來,累計投入的研發費用超過了3940億元,累計獲得專利授權74307件。其中,90%以上專利為發明專利。

  華為真正成為一家在關鍵領域掌握核心技術的高科技企業。


警惕黑天鵝!


  華為取得輝煌成績的同時,任正非卻保持著清醒。他在內部講話中提醒道:“金融危機可能即將到來,一定要降低超長期庫存和超長期欠款。以前我們的貨款記錄不清晰,客戶來還欠款時,我們還莫名其妙,連合同和欠條都找不到了,如果客戶不還錢,多少預備金都付諸東流。”

  為此,任正非還專門讓人花高價從國外引入了八只黑天鵝,養在華為園區里。華為總部的湖也被公司正式命名為“天鵝湖”。不只深圳,上海研究所和南京研究所都有天鵝湖。

  正如任正非所言,經營企業沒有可以松懈的時候,危機時刻伴隨著企業的成長。企業,不是在危機中成熟,就是在危機中死亡。

  “三十而立”的華為,其新藍圖是: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

  2017年,華為5G預商用系統已進入全球多個信息產業發達國家,在倫敦、柏林、北京、上海、東京、米蘭、迪拜、溫哥華、多倫多、首爾等10個核心城市與全球各區域最領先的運營商如英國電信、德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沃達豐、Etisalat、LGU+、Telus、Bell等實現了5G預商用網絡部署。

  大家都知道,5G 標準之爭,其實質就在于信道編碼之爭。由于4G到5G的升級是革命性的,5G比4G快100倍,其帶來的大容量數據高速傳輸,是未來智能城市構建的基礎。鑒于如此重要的網絡基礎設施即將建成,全球電信巨頭們已經同意制定一個編碼標準,以確保從東京到密西西比的5G網絡都按照同一種規則運行。

  在2015年前后,當時世界上一共有三種編碼方案作為5G信道編碼方案的候選,分別是歐洲主導的渦輪碼(Turbo Codes)、美國主導的低密度奇偶校驗碼(LDPC Codes)和中國主導的極化碼(Polar Codes)。

  關于5G部署這場競賽,特朗普政府認為這本質上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競賽。而華為倡導的極化碼的5G數據傳輸替代編碼方法,被認為是對LDPC碼的直接挑戰。

  2016年11月,國際移動通信標準化組織3GPP最終確定了5G 增強移動寬帶場景的信道編碼技術方案,其中,中國華為的極化碼成為控制信道的編碼方案;美國高通的LDPC碼成為數據信道的編碼方案。

  消息傳回國內,國內不分業界和公眾,都一片歡騰,當時大部分媒體都以“中國華為拿下5G”為題大做文章,連普通的行業外人士都對極化碼這么專業的行業詞匯有所耳聞,當時輿論的聲音就是“Polar Codes=5G=中國華為”。

  后來,不斷地有質疑者和清醒者反復地稱,極化碼并非華為發現的,華為只是其中一個研究者,只是它研究得比較深入而已。甚至有人惱羞成怒,開始對華為有所怨懟,認為它是偽裝者、是騙子。

  華為急需清楚地展現自己5G上的實力,而最關鍵的就是去除一切可能影響人們判斷的噪音。

  2018年,華為在深圳總部舉辦頒獎儀式,為5G極化碼發現者、土耳其教授埃爾多爾·艾利坎(Erdal Arikan)頒發特別獎項,致敬其為通信事業發展所作出的突出貢獻。任正非親手將雕刻勝利女神形象,并嵌入了巴卡拉紅水晶,寓意新的通信技術引領時代發展的獎牌頒與艾利坎教授。

  華為主動高調給極化碼最初的發現者頒獎,一招“以退為進”,一方面大方承認極化碼是別人發現的,另一方面則要告訴世人是華為把極化碼實現工程化,“是我把極化碼發揚光大的”。

  事實也確實如此。華為開始研究應用極化碼的時候,極化碼還是一種不成熟的技術,只能說它在理論的層面是可行的,但失敗的風險極高。

  就連艾利坎教授都很驚訝自己相對年輕的編碼理論已經發展到如今的水平,他把這歸功于與華為的合作。這家中國科技巨頭從2009年開始研究5G解決方案,并在2010年接受了艾利坎的極化碼理論。

  華為無線部門研究主管文通表示,華為對極化碼印象深刻,但知道支持這種理論是有風險的。文通解釋稱:“從工程學角度來看,極化碼不是成熟的技術,因此對我們來說風險很高,但它也能帶來高回報。那時,我們只知道極化碼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我們也不能確定。”

  華為在賭博,經過8年鉆研以及在研發上投入的數十億美元資金,華為已經被視為5G開發的領導者。

  但前方的道路并非沒有挑戰,美國政府幾乎肯定會繼續把華為拒之門外,它甚至說服澳大利亞政府重新考慮是否讓華為在該國推出5G網絡。不過,好消息是,中國龐大的人口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5G市場。到2023年,這一市場將占全球約13億5G用戶的一半。沃達豐等歐洲運營商也在與華為密切合作,在歐洲各地建設5G基礎設施。

  華為是在爭取團結。徐直軍表示:“我們希望,企業和學術界之間的密切合作將繼續下去,并產生更多推動技術發展的科學奇跡。”


世界的華為



  2014年5月,依然是《經濟學人》雜志,選取了當下成長表現最好的跨國公司LOGO作為戰旗印在自己的封面上。其中,華為便與騰訊、阿里巴巴、聯想、海爾等中國企業一起,被擺在了最為突出的中心位置。

  華為已不僅僅是中國的華為,更是世界的華為。

  事實上,此番也不是美國第一次以“國家安全”為名直接針對華為了。進入21世紀以來,這個號稱全球最有包容胸懷、以自由貿易捍衛者自居的美利堅合眾國,卻日益顯露出了自我相悖的窘境。尤其是面對中國元素時,山姆大叔們似乎越來越不自信。

  早在2012年10月,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就公布過一份所謂的調查報告,明確表述美國應該以懷疑的目光審察中國電信公司在美國電信市場的持續滲透,不管是政府還是私營部門,都不應該和華為合作。

  不知是否巧合,就在兩個月前,《經濟學人》雜志發表了《誰在害怕華為》一文。文中這樣寫道:“華為剛取代瑞典的愛立信,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電信設備制造商。盡管很多外國人還不會發該公司名稱的音,但華為正在成為影響力日益擴大的全球性廠商,已經有能力與這個競爭激勵市場上最好的公司競爭。”

  一時間,全球政商界廣泛熱議。世界電信巨頭愛立信掌門人即公開表示——“他是我們最尊敬的敵人。”而思科執行長面對《華爾街日報》時亦坦言——“25年前我就知道我們最強的對手一定來自中國。”

  當時,任正非一直低調面對公眾,甚至長期婉拒媒體采訪。在全球輿論高密度關注華為整體表現的時候,任正非仍選擇了“默不作聲”。

  他曾說:“我為什么不見媒體,因為我有自知之明。見媒體說什么?說好恐怕言過其實;說不好別人又不相信,甚至還認為虛偽,只好不見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并不比優點少,并不是所謂的刻意低調。”他希望華為員工也要“安安靜靜”的,不要到網上辯論,“那是幫公司的倒忙”。

  但這一次,這個所謂的“最神秘商人”,卻在近期密集接受了中外媒體的多次訪問。

  面對阻撓和障礙,任正非表示,華為仍然對參與全球科研和創新保持積極態度。目前,華為已在全球設立數十個研發中心。“華為在海外研發投資的受益者是包括美國高校在內的全球科研機構,華為的研發集合了全球的科技智慧,實現了多方的交流互益。”

  如果華為只是一個中國的企業,那么美國的封鎖可能會達到隔絕效果。然而,全球供應鏈網絡讓國家之間、企業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共同體,華為生產的不僅是手機或者電信設備,客觀上其實是在組織全球性電信設備的生產。

  華為在全球電信設備的市場中占有28%的份額,已經遠遠超過了愛立信和諾基亞,華為獲得的5G合同遠遠超過了其他公司。當美國濫用出口禁令的時候,板子打在華為身上,卻疼在全球供應鏈身上,當然也包括美國的企業。可以說,美國封殺華為,實質上也是對全球科技界的傷害。

  像華為這樣的高科技企業,將全球的創新、設計、制造、營銷等要素整合到一起,形成了全球科技發展的鏈條。這一強大的鏈條不屬于某一個國家,而屬于全球。

  正如任正非所言,“要擁抱世界,依靠全球創新”,包括海思芯片在內的華為技術創新,始終建立在積極吸納全球科技創新的成果之上。他說,美國科技的深度和廣度,仍然值得華為學習,華為高度尊重知識產權。

  而這正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新趨向,也應該是中美新型關系的結構性特征。(本文部分資料來自魏昕、饒威祥的《任正非的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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