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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凡爾賽時代”,中德換了人間

日期:2019-06-19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區區百年,換了人間。從1919到2019,中國人民在這一百年中走出了一條清晰的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
作者|應 琛

  巴黎和會,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戰后協約會議。27個戰勝國的代表1000人參加,其中全權代表70人。經過激烈的較量和彼此的妥協,同年6月28日,各戰勝國終于簽訂了《凡爾賽條約》。

  這次會議,德國作為戰敗國也被拒之門外。另一方面,大會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中國名義上是“戰勝國”,利益卻受到了嚴重損害,最終中國代表a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但沒有人在乎我們的聲音,因為我們落后。

  但此后,中德通過各自不同的發展路徑重新回到世界強國之列,它們的崛起也證明了,所有擁抱全球化的國家都會成功!


從復仇者到享受和平紅利



  在德國,《凡爾賽條約》被視為“喪權辱國”的條約。在德國人看來,該條約不僅僅剝奪了德國人的尊嚴和自由,還幾乎斷絕了德國重新崛起的希望。驕傲的德國人不能接受,他們休養生息,誓要向美英法等國復仇。

  于是,在《凡爾賽條約》簽訂后的20年,一支由2400余輛坦克,230余萬兵員,108個師的納粹軍團被重新組建起來,并于1939年的9月1日向波蘭發起了突襲。

  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拉開帷幕,二戰給德國帶來的影響幾乎是毀滅性的。二戰后,整個歐洲滿目瘡痍,作為法西斯德國,更是如此。有一個算不上夸張的說法,光是清理柏林的垃圾都至少需要20年。

  除了高達500億美元的賠款和十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外,德國引以自豪的軍事力量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德國更是被分裂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又稱為東德和西德。

  戰后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戰前的一半。但利好的是,首先軍事開支減免了,德國可以全力發展經濟。在迅速鏟除法西斯的余孽后,德國集中了戰前全國70%的設備能力和62.4%的工業產值,實行國民經濟非軍事化,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經濟建設,這也為后來的經濟復蘇奠定了基礎。

  1948年,“朝圣山學派”的代表人物艾哈德被任命為西德經濟部長,在面對一片廢墟的德國,大膽采用了激進的“市場經濟”措施——主張市場經濟,鼓勵自由貿易,讓老百姓放開手去賺錢。艾哈德及其支持者的舉措其實很簡單,放開自由貿易的限制,錨定靠譜的貨幣。

  “靠譜”的西德馬克走向前臺,并依靠美元完成了基本的信用構建。西德的市場物價開始趨于穩定,而老百姓也慢慢拿出了自己儲藏的“救命糧”等物資,大量的商品開始涌入市場——兜里有靠譜的貨幣,東西隨時都能買回來,因此市場進一步活躍。

  其次,設備沒有可以再建,德國的人才和高素質的國民才是德國能夠復興的基礎。

  早在一戰前,德國就已經普及了全民教育,培養了數量龐大的科學家、技術工人等各行各業的精英。而東德遭受了蘇聯掠奪式的“拆遷”——拆除工業設備,運回國內作為賠償。大量生活在東德的產業工人開始涌入西德,據數據統計在二戰后到柏林墻建起截止,東德往西德“輸送”了大概1000萬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蘇聯“拆遷”失業的工程師和產業工人。

  據說,當時德國工人平均每周的工作時間是50小時,遠遠高于英國的38小時。工資并不高的他們可以說真的是憑借熱情來建設這個國家的。

  從國際上看,二戰結束后整個世界是和平的。德國充分享受到了和平帶來的“紅利”。

  由于西德地處抵抗蘇聯的前線,美國開始對德國進行“重新武裝”。這不僅僅是從軍隊上來“武裝”,更重要的是大量的產業開始重新構建——美國實行的“馬歇爾計劃”又稱“歐洲復興計劃”,是二戰后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歐洲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于1947年7月正式啟動,整整持續了四年之久,其間給西歐國家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上的捐助合計130億美元。

  時間到了1950年,加上市場經濟的帶動和熟練產業工人的涌入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下,西德的經濟開始了騰飛,很多西德百姓餐桌上開始越來越豐盛,甚至于讓英國和法國人都懷疑——到底是誰輸掉了戰爭。

  同時,雖然東德的破壞比西德要嚴重一些,但即使如此,東德的發展速度也很快,發展水平直追西德,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最發達的國家。

  更為重要的是,德國所處的地理位置正好在歐洲版圖的中樞位置。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其地理優勢更為凸顯。雖然二戰結束后,冷戰時期東西歐的貿易往來不是太多,但是對南北歐來說,德國仍然是貿易往來的必經之路。

  也因此,在推動歐洲經濟政治聯合體的進程中,不是英法兩國,而是二戰后一敗涂地的德國(西德)最為積極,起到了主導作用,加速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

  其中,有一個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康拉德·阿登納。在2003年,德國電視臺組織的投票中,被評選為“最偉大的德國人”。

  1949年,73歲的阿登納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參加了戰后西德的第一次大選,并當選為二戰后西德的第一任總理。

  當時的德國政府非常有作為——1951年,阿登納與法國等列強和解,支持法國提出的《歐洲煤鋼共同體》。1952年,法國和德國組建了歐洲六國煤鋼聯合體,這為后來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1957年)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53年,阿登納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會談,極大地緩解了人們的仇德心理。此后阿登納又先后6次訪美,與美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一年后,阿登納推動西德加入了北約。進而1955年,他訪問蘇聯,并與蘇聯建交。不久,同盟國紛紛同意從德國領土撤離,僅僅10年德國就完全恢復了主權。

  在14年的德國總理期間,他成功幫助德國擺脫了二戰失敗的陰影,贏得世界各國的諒解,德國經濟迅速騰飛,再次成為舉足輕重的世界強國。

  1965年,聯合體升級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并逐步吸納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歐各國。1993年,在德國的主導下,共同體升格為包括政治、外交和安全合作的歐洲聯盟。1999年,德國撮合了“歐元”作為共同貨幣,進一步加深了歐盟一體化進程。

  通過歐洲一體化的實現,德國利用其諸多技術人才等優勢,將影響力拓展到本土之外,并通過工業競爭力的優勢,實現貿易順差,讓歐洲實體經濟中的資本流向德國,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德國在歐盟的影響力。

  在經濟實力和工業競爭力的推動下,德國將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領導力,在歐盟占據了主導地位,并以歐盟為基礎,爭取到了更高的國際地位和更多的國際話語權。

  如今,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德國更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德國《明鏡》周刊曾有報道稱,全球化卻加劇了貧富間的差距,世界貿易的受益者主要是工業國家,作為出口大國的德國也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

  毫不夸張地說,“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了新時代全球化潮流下合作共贏的最佳詮釋。今年4月,德國聯邦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就曾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表示,歐盟內幾個大國想通過集體形式,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而不是以雙邊形式(歐盟各國和中國分別簽署)與中方展開合作。


和平崛起,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



  1840年,經歷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列強們已經武裝到了牙齒,日不落帝國的魔爪不會放過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而處在遙遠東方的中國,早已讓列強們垂涎欲滴。于是他們用堅船利炮轟開了閉鎖的大門。

  當時的世界是西方國家所引領的世界,世界秩序由他們來制定,正義是非由他們來評判,沒有誰會考慮到中國的利益。

  于是,1919年,31歲的顧維鈞滿心歡喜趕到巴黎參加和會,卻被迎頭澆了一盆冷水。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和“大國”地位,本應被分到5個參會席位的中國,卻只被分到了兩席。沒辦法,顧維鈞等5人只好輪流參會,以確保人人有份。

  史料記載,這位在中國外交史上留下濃墨重彩一筆的年輕人,用來征服與會代表的,并不是電影中那句“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而是大量基于法理事實的精彩抗辯。然而,顧維鈞的抗辯越精彩,越反襯出當時中國的尷尬地位。

  讓顧維鈞更尷尬的是,中國的缺席連讓“整個世界為之愕然”的效果也沒有達到:在中國代表要求歸還山東的提議遭巴黎和會否決后,當日路透社的18條消息中對中國不著一筆;中國代表拒絕在包含山東問題裁決的協議上簽字,當日路透社的10篇電稿中也對中國只字未提。

  這就是巴黎和會期間,中國在世界上的輿論關注度。

  但由《凡爾賽條約》而引發的中國人民族意識的崛起又是中華民族的機會。五四運動雖然被鎮壓,但中華民族卻睜開了雙眼。從那以后,中華民族開始覺醒,推翻了壓在人民頭頂的三座大山,從抗日戰爭勝利到新中國成立,中國人尊嚴不容肆意踐踏。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在108門禮炮鳴放28響的炮聲中,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鳴放的28響禮炮,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橫空出世到1949年,剛好28年。就在這28年里,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始終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前沿陣地。1949年6月,上海率先宣布重新開放。1952年,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宣布,中國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恢復與發展與別國的貿易關系。同年4月,英國先于其他西方大國,同中國達成本年度1000萬英鎊的貿易交流協定,主要交易完成地就在上海。緊接著,更多西方國家通過各種方式開展對華貿易,而它們的第一貿易目的地都是上海。

  1953年開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把優先發展重工業作為建設的中心環節。“一五”計劃收到成效頗豐,國內生產總值從679億元,躍升到1957年的1068億元。這一期間的工農業產品產量,也大幅度提高。

  當然在發展的同時中國也經歷過挫折,這對中國的發展都產生了巨大的阻礙。但我們都堅強地挺了過去,并在之后的改革開放中實現了中國的騰飛。

  中國沒有盲目追隨蘇聯,而是堅持自己的特色道路,并取得重大成果。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

  2019年,還是在巴黎,中國收獲同一批“列強”的熱情合作。

  當習近平主席的專機剛到領空,法國空軍的戰機就升空護航,總統馬克龍打破慣例在巴黎凱旋門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列隊護送的騎兵、夾道歡迎的民眾、最高規格的儀式,法國《費加羅報》感慨稱,法國“傾其所有”隆重接待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行。

  訪問次日,習近平與馬克龍共同見證了一個協議的簽署:中國航空器材集團有限公司與空客公司在巴黎簽下300架價值350億美元的商業大單;訪問第三天,習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提出各國要努力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做行動派、不做觀望者,共同努力把人類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再次贏得了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可。

  歐洲大陸各國越來越清楚,21世紀,不能離開中國。G7國家逐步開始摘下了有色眼鏡,加入到“一帶一路”的倡議中來。同樣位于歐洲大陸中心的德國,自然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于是在論壇迎接習近平的現場,出現了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

  區區百年,換了人間。從1919到2019,中國人民在這一百年中走出了一條清晰的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

  巨龍蘇醒,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崛起。但正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的那樣:“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的改革開放必然成功,也一定能夠成功!中國的對外開放必將打開一片全新的景象。”

  因為,“所有擁抱全球化的國家都會成功!”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曾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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